契约自由意味着缔约对象自由、缔约内容自由、缔约形式自由,而格式条款的普遍适用似更专注于效率而非公平,须由特别规定加以约束。《民法典》在格式条款提示说明规则的适用范围、法律后果方面均作出了大幅修改。至此,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争论不休、观点不一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可撤销法律后果不当等问题得以改善,但是仍存在适用范围不明、义务履行标准不一、发生未订入后果后的法律效果有待澄清等问题。对以上问题深入研究加以澄清,有助于《民法典》中格式条款规定适用的统一。第一章依托司法实践首先提出关键性问题,其一是《民法典》第496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格式条款,提供方负有提示说明义务,然条款涉及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是否重大交由法院自由裁量,难免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故重大利害关系条款的认定为该条款适用的重中之重;二是虽然《民法典》未修改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但是社会经济情况日新月异,各种新式合同的出现也对传统的提示说明义务提出了新的挑战,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和标准也需探讨;三是违反提示说明义务的发生未订入法律效果已经明晰,但在此之后的法律后果有待关注。第二章着重分析提示说明规则适用范围的问题,特别是重大利害关系条款情形的认定。首先排除未背离法律规定的条款、核心给付条款以及存在效力瑕疵的条款,此后深入司法实践,在实证研究中探求重大利害关系条款在不同合同类型中的呈现样态,并在此基础上反复提炼总结并采用类推适用、当然解释等方式,结合《民法典》第497条的无效规则确定重大利害关系条款的抽象认定标准,即免责条款、加重对方责任条款以及排除或限制对方权利条款。第三章的论述主要在于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确定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并依托司法案例,对合理的提示方式进行梳理、分析。就说明义务而言,鉴于当前说明义务履行的前提条件客观上影响了说明义务的实践效果,可以引入信息提供义务作为说明义务的补充,课以部分格式条款提供方并不繁重的积极义务,并提供“明显可见”的获取渠道。第四章首先评析了《民法典》对提示说明规则适用的法律后果的修改,而后着眼于格式条款发生未订入法律效果之后的影响。其一为格式条款未订入合同一般不会对其他条款以及合同整体造成影响;其二为在进行漏洞填补时应当避免采用依商业惯例或合同其他条款进行填补。在最后的结论中,再次强调各章节中所提出的问题以及结论,并对整篇文章做总结性梳理,理顺问题解决的路径,以期对我国《民法典》格式条款提示说明规则落地适用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