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推进,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任何一国的发展都难以独善其身,各国经济祸福相依,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近年来,随着交通与通讯成本的下降,“碎片化”生产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越来越多的商品不再由某个单一国家生产与销售,而是由多个国家垂直分工协作完成,各国承担产品生产的部分环节,通过使用来自国外的中间产品完成最终产品并出口,从而推动了全球价值链（GVC）的形成与发展。由于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也日益凸显。随着“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尤其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形势萎靡的情况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传统双边贸易产品以替代性为主,使得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联动性减弱;全球价值链贸易背景下,中间产品贸易所形成的垂直或互补关系,使得两国的经济周期联动增强。虽然Duval等（2016）提出了以国内增加值作为贸易核算标准的增加值贸易,剔除隐含在最终品中的第三国增加值,即传统“第三国效应”。然而传统“第三国效应”未能考虑全球价值链上游供给冲击对下游国家造成的共同影响而带来经济周期联动（即GVC后向嵌入“第三国效应”）,下游需求冲击对上游国家造成的共同影响而带来经济周期联动（即GVC前向嵌入“第三国效应”）,以及由于两国间存在相似的增加值贸易伙伴带来的经济周期联动（即增加值贸易“第三国效应”）。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增加值贸易、GVC嵌入、GVC前向嵌入“第三国效应”、GVC后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和增加值贸易“第三国效应”等视角,就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决策者科学制定行之有效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政策,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遵循“理论分析——事实描述——实证检验——对策建议”的分析范式,在全面梳理国际分工理论、增加值贸易理论、全球价值链与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等理论与文献的基础上,对全球价值链影响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传导机理进行分析,并分别从全球视角和中国视角就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进而得出两者间的数量关系,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发现,在供需冲击的情形下,全球价值链会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产生正向影响。在供给冲击情形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全球价值链后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产生正向影响;在需求冲击情形下,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产生正向影响;当供给冲击或需求冲击存在行业异质性时,产业结构相似度也会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从全球层面来看,无论是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还是后向参与度,2008年之前都经历了快速的上升过程,之后呈现下降趋势。从国家层面来看,不同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参与方式均存在一定差异。从行业层面来看,农业、矿业、服务业主要以前向参与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而制造业主要以后向参与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从双边层面来看,中国、德国和美国是全球三大价值链中心,这些国家出口中的增加值常以中间产品的形式被其他国家用于生产出口产品。从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发展态势来看,1990年后各国经济周期联动性逐渐增强,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各国经济增长率均同步出现大幅下滑。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经济周期联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紧密相连、经济周期联动程度大幅提高。第三,通过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实证研究发现,GVC嵌入和金融一体化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增加值贸易会弱化国际经济周期联动。从“第三国效应”来看,GVC前向嵌入“第三国效应”都能够显著促进国际经济周期联动,表明下游的需求会通过国际生产链对两个国家（地区）产生共同的需求冲击,从而使得双边经济周期联动增强。GVC后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和增加值贸易“第三国效应”则会弱化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第四,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区域间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间存在异质性。首先,金融危机后增加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第三国效应”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负向影响变弱;GVC后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负向影响作用进一步得到增强。其次,GVC嵌入对三大价值链体系外国家（地区）间的经济周期联动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三大价值链体系内国家（地区）间的经济周期联动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相对于三大价值链体系外,GVC前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对三大价值链体系内国家（地区）间的经济周期联动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最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对增加值贸易强度与GVC前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对GVC后向嵌入“第三国效应”与增加值贸易“第三国效应”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第五,通过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与贸易伙伴经济周期联动的实证研究发现,GVC嵌入、增加值贸易、GVC前向嵌入“第三国效应”、GVC后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增加值贸易“第三国效应”都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与贸易伙伴经济周期联动。这说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与贸易伙伴经济周期联动存在正向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联动不仅是由于存在双边贸易联系造成的,还可能是由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相似的位置,从而暴露于共同的供给冲击或需求冲击,使得两国出现经济周期联动的现象。第六,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就时间异质性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增加值贸易、GVC前向嵌入“第三国效应”、GVC后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和增加值贸易“第三国效应”对中国与贸易伙伴经济周期联动的正向影响变强;而GVC嵌入对中国与贸易伙伴经济周期联动的正向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显著变弱。就区域异质性来看,GVC嵌入和GVC后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对中国与三大价值链体系外国家（地区）间的经济周期联动存在更强的正向影响,而GVC前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对中国与三大价值链体系内国家（地区）的经济周期联动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就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对GVC前向嵌入“第三国效应”与增加值贸易“第三国效应”对中国与贸易伙伴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就行业异质性来看,中国与贸易伙伴跨行业GVC嵌入、增加值贸易、同行业GVC前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和GVC后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对双边经济周期联动的正向影响更强。此外,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与贸易伙伴经济周期联动还存在非对称影响。本研究的主要价值有:一是相较于以往单纯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研究,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第三国效应”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机理与影响程度,拓展了现有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框架;二是有助于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我国准确判断国际经济周期联动形势,根据国际经济周期波动制定有针对性的国际经贸政策,提升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三是有助于促进世界各国达成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缓解因传统的“统计假象”造成的政策误判。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双边价值链嵌入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未考虑全球价值链下的“第三国效应”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本文运用多国多行业投入产出模型,从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两个方面探讨了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提出了GVC前向嵌入“第三国效应”、GVC后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和增加值贸易“第三国效应”影响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传导机理,丰富和完善了现有的研究内容。第二,就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以往的研究大多对全球价值嵌入影响国际经济周期联动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对GVC嵌入、GVC前向嵌入“第三国效应”、GVC后向嵌入“第三国效应”和增加值贸易“第三国效应”等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实证检验,从而全面把握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第三,就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与贸易伙伴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以往研究大多使用国家层面数据,且未考虑全球价值链“第三国效应”对中国与贸易伙伴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本文使用中国与贸易伙伴双边行业层面数据,就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与贸易伙伴经济周期联动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分析这一影响的时间异质性、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还进一步就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与贸易伙伴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的影响进行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