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制度是从晚清开始并随着文学市场化的发展而逐步产生的。在晚清和现代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制度基本保持了自由开放的面貌,但是到了延安时期,随着政治权力的全面介入,完整而又系统的旨在服务于国家政权的文学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但是由于此时政权尚未完全统一,延安式的文学制度最终也并未一统天下,直到建国后的50年代,当政治话语权成为文学制度建立的绝对主导力量时,一套统一、系统、完整的文学制度才真正得以建立起来,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制度在整个文学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中极具典型意义。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制度所呈现出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作家的体制化、刊物的机关化、写作的意识形态化等方面,他们集中于写作主体、出版与流通和写作意识等方面,而这也正是文学制度中最重要的因素。作家不再是靠文谋生的自由职业者,而是被纳入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所控制的出版机构中,被国家“供养”起来。文学刊物的出版和流通与计划经济统一起来,私人刊物快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刊物、文学组织的机关化。在新中国空前强大的政治约束力之下,作家服从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写作变成了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而这些表现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文学制度最鲜明的特征,在高度集中的文学制度场域的深刻影响之下,现代文学开始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而50年代建立起的文学制度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末,对文坛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因此结合50年代文学制度的建立过程和特征进行反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本文正是建立在对20世纪50年代文学制度的发展和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探析文学制度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为当今建立健康的文学制度提供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