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共利益是由不特定多数人享有的具有均享性和普惠性的环境利益,是一种整体性利益。传统行政诉讼以保护个体权益和督促依法行政为要义,在制度功能上难以满足保护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公共利益的需求。面对行为具有隐蔽性、危害具有广泛性、对行政机关的公信力产生恶劣影响的行政不作为,传统行政诉讼的立法与理论对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更是力有不逮。传统行政诉讼的立法对行政不作为的认定和审查标准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行政不作为的裁判莫衷一是。在司法谦抑性原则的影响下,传统立法和理论强调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尊重,司法实践中也以强度较弱的形式合法性审查为主,合理性审查缺失,法院对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予以高度尊重,在履职判决中倾向于作出程序性裁判。无论是在制度功能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层面,传统行政不作为之诉均难以承担起督促行政机关履行职责,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的。故而在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司法解释对行政不作为的构成做出了不同规范,法官们也倾向于采取更高强度的审查标准,体现在对行政不作为构成要件的审查以及实体性裁判的大量运用上。具体来讲,苏黔的案例体现了作为义务来源的扩张,涵盖大量一般性和裁量性义务;以履职结果推定不履行义务;以及对作为可能性要件和行政机关抗辩的忽略。司法裁判体现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督促行政机关履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体现出了对检察机关判断的尊重以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深度干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裁判对传统行政诉讼的新突破与我国公益诉讼开展过程中的政治推动与严格的层级控制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