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反思了城市适应这个概念，认为城市适应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有限性，即适应必须被明确限定在一定的范畴内才是有意义的；二是关系性，即适应是在场域与惯习的匹配关系中形成的。在此基础上，具体研究了构成农民工生活世界的经济场域、婚恋场域以及消费娱乐场域，展现了各个场域的核心资本和运作规则，农民工如何有限更新自己的惯习以达到对场域的适应，并借由农民工对场域间重要性的排列透视他们的意义结构。文章指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在根本上说是对那些关于农民工的社会安排的适应，这种适应得以形成的关键是他们在城市打工生活中对生活常识的索引。这些生活常识连接了农村的社区情理与城市的场域规则，形成了连贯而稳定的意义结构，是一种把握生活的总体性惯习。它引导农民工从总体上把握自己的生活轨迹，赋予城市打工生活以一种工具性意义，形成一种“本分”的生活状态。这种类型的城市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工具性适应”。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年轻农民工与女性农民工往往会赋予城市生活本身以本质意义，但他们面临的社会安排却使得这种意义难以实现。这可以称为“本质性不适应”，它作为一种不适应的现实性需要引起相当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