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与我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且在上世纪70年代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期实施了“新经济政策”,腐败情况同我国具有一定相似性。因此,通过对马来西亚反腐败法的研究,可以对推进中国反腐法制建设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然而,目前国内学界对于马来西亚反腐败法的相关研究寥寥,关于马来西亚最新颁布的2009年《反腐败委员会法》的研究甚至完全空白。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对马来西亚反腐败立法的研究还比较广泛,但涉及2009年《反腐败委员会法》的探讨也仅有几篇,且多停留在局部文本介绍层面,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严重不足。针对国内学界研究的空白与国外研究的不足,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与多学科研究法,对马来西亚反腐败法出台背景及历史演进进行纵向梳理,从立法模式、规范内容、与其他国内法关系等方面对《反腐败委员会法》进行全面解读,分析《反腐败委员会法》中的亮点与不足,并通过比较其与我国《监察法》的联系与区别,探讨马来西亚反腐败法对中国的启示,以期对推进我国反腐败法制建设有所裨益。本文主要以马来西亚《反腐败委员会法》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挖掘马来西亚的腐败情况及原因、国家反腐败政策与计划以及反腐败法律文化及价值取向,探讨马来西亚反腐败法出台背景,并梳理马来西亚反腐败法从1950年《防止腐败条例》到2009年《反腐败委员会法》的历史演进。《反腐败委员会法》采取的是“以事后惩治为主”的刑事立法模式。从腐败界定、组织性规定、实体性规定、程序性规定等方面对《反腐败委员会法》内容进行全面解读。《反腐败委员会法》在与其他配套国内法共同构成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是马来西亚的反腐败基本法,统领全国的反腐败工作,并在腐败预防、惩治与监督等方面与其他国内法相衔接。《反腐败委员会法》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适用是一种转化适用,主要涉及公约的预防机制与刑事定罪和执法机制。《反腐败委员会法》一方面具有集刑事实体法、程序法与组织法于一体、机构设置形成内外监督闭环、合理界定“腐败”范围、严格区分“公司招待”与“腐败”以及鼓励与保护举报腐败等亮点,另一方面也存在刑事立法模式下的被动性与滞后性、缺乏预防性反腐败规定、惩罚性规定威慑不足以及反腐败委员会独立属性弱等不足。我们应辩证看待其优缺点,作为我国推进反腐败法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对《反腐败委员会法》与我国《监察法》比较分析,引发关于制定我国反腐败基本法的若干思考:我国制定一部《反腐败法》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意义,一部综合立法模式下集预防与惩治于一体的反腐败基本法或为最佳选择,立法中也应注意对国家反腐败战略的把握、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及内外监督、腐败预防规定、人权保障、法法衔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