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鸿电影是迄今为止世界电影史上延续时间最长、拍摄数量最多的一个系列。界定这一流行故事母题就是要识别它作为一个连贯的且带有独特价值观念的叙事系统的地位,笔者旨在把百余部黄飞鸿电影组成的整个系列作为研究对象并深入探讨其中体现的民族主义叙事,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厘清这一系列自身的流变及与香港电影工业的互动。古典的黄飞鸿电影起源于清末的广式武侠小说,直到1949年才被胡鹏导演搬上银幕,这部黄飞鸿电影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于是这一系列开始不断推陈出新。五六十年代是黄飞鸿电影创作的古典时期,也是这一系列第一个繁盛期,这一时期黄飞鸿电影确立了在叙事惯例和影片风格方面的主要程式,并被后来的作品所承袭。七八十年代这一系列开始了中后期的演变,在香港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下,此时的香港电影工业开始了由产业向美学的过渡,黄飞鸿电影也开始确立新的惯例,这种美学的变化主要呈现在武打风格的革新上,这一时期刘家良的真功实打与袁和平新北派武打双璧交映,丰富了黄飞鸿电影的武术呈现。九十年代徐克的黄飞鸿电影则拓宽了这一系列的叙事视角,为黄飞鸿的故事加入了宏大的历史背景与承载民族叙事的史诗感,并把黄飞鸿这一民间英雄上升到了民族英雄的高度;同一时期的李力持、王晶等的黄飞鸿电影则颠覆性地以喜剧形式消解了黄飞鸿的英雄形象,并传达了黄飞鸿是一个被想象的符号、人人都可以成为黄飞鸿的主题。世纪末黄飞鸿电影随香港电影的衰落而式微,转战电视媒体,这一时期诞生了数部电视电影形式的黄飞鸿作品。及至新时期,黄飞鸿电影重归银幕,并上线网络及动画市场,更新了传播方式上的同时也拓展了叙事空间:黄飞鸿其人其事已经不再是武人报国习武的传统故事,而杂糅了黑帮片、灾难片等类型元素,但这一系列至今未再出现有意义的风格演化。回看二十世纪的香港,作为一个在英、美、中三方势力的政治博弈与经济交锋中发展起来的地方,经历了从英国殖民统治再到成为中国特区的身份转变,其文化也是在中国中原文化、岭南文化、西方文化的交互影响中演变而来的复合文化体,其社会心理和文化语境的不断变化,也导致了以此为生产背景的黄飞鸿电影的演变。战后到如今香港社会变化的70年,也是黄飞鸿电影从无到有、有兴有衰的70年。基于香港不断变化的自我定位和经济政治地位,黄飞鸿电影在文本意蕴中关于中华民族的想象也在不断衍变,这表现在不同时期的文本在地理场景、人物设置和民俗文化呈现等方面的代际变化中,由此各个时期的文本所倡导的民族精神亦有不同,譬如古典时期崇尚侠义英雄,七八十年代袁和平和刘家良的作品则推崇求变求新的青年精神,而到九十年代则变成了文化碰撞中的迷茫与图存……纵观百部黄飞鸿电影,可以说每一次的风格演化既源于其自身表达规则的改写,同时也基于香港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在文本之外,作为神话的民间故事往往关系到民族文化的经验与传达意识形态的需求。黄飞鸿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与社会文化形成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电影基于当时的社会文化而诞生;同时也介入性地参与到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建构中。每一时期的黄飞鸿电影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产品,黄飞鸿电影体现了香港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谋求发展再到回归中国这一过程中,香港本身所期待的民族定位与文化心理;作为一种工业化的大众艺术形式、一种叙事的大众媒介,黄飞鸿电影也成为将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取向散布到整个社会与文化中的一种理想的工具、一个借重述历史来建构香港集体记忆与文化精神气质、进而巩固支持其所诞生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场所。—事实上还不止于此,九十年代全球化的趋势把黄飞鸿电影乃至香港电影的生产放在了更加复杂的背景下。“全球化”作为涵盖经济、政治、文化、族群、媒体、意识形态、历史等多个角度和层面的趋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建立在深度的跨国交流的全球化进程中,黄飞鸿系列、香港电影以及亚洲电影的架构已经不仅仅是与电影本身有关的过程,而是经济、政治与文化层面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电影叙事背后有更深层更复杂的市场、政治和文化因素,因此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中既能整合多方资源适应多国的多元文化市场,又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表达方面掌握主动权,成了黄飞鸿电影以及亚洲电影要突破的新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