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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虽然我国研发投入强度逐年加强，但我国很多产业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成本高、利润低，离创新型国家还有一段距离，且我国工业化前期中形成的以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相适应的技术支撑体系，对研发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15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超过2.0%，与技术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有所缩小，且技术进步取得了显著成就，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在技术进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发回报率作为衡量研发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利用工业数据，估算分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研发回报率，并探究两种经济类型企业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为提高我国工业研发质量，促进经济由“量”到“质”的发展，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实际意义。
本文在已有研究文献和相关理论基础上，以估算分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研发回报率，及实证分析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为主线，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研发回报率是否存在明显差距？二是，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在研发人员质量、政府支持程度、技术—产品转换方式、行业规模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五个方面的影响程度及异同？政府对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应如何实行差异化政策？三是，研发回报率是否具有自相关特性？横向、纵向研发溢出对研发回报率影响程度如何？
通过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各有优势和不足。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差距明显，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也存在异同。
首先，现状分析结果显示：一是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处于中等水平仍需加强；二是政府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支持力度较大，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研发意愿增强；三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消化吸收与技术引进经费支出比例失衡。
其次，基于最终产品部门和研发部门生产函数面板模型估算分行业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显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研发回报率差距较大，2005—2015年间各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年平均研发回报率在50%左右，而部分行业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年平均研发回报率几乎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2倍以上；各行业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知识存流量旗鼓相当，但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知识存量增长率显著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再次，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动态面板模型GMM估计结果表明：一方面，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具有3个共同特点，
一是研发人员质量对研发回报率没有明显作用；二是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能够显著提升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三是研发回报率具有正自相关特性。另一方面，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亦存在差异，一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受益于政府支持，政府在国有及国有企业研发活动中起到宏观调控作用，而政府支持对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未起到明显作用；二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不充分，消化吸收水平仍有待提高，自主研发意愿有待加强，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优势凸显；三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对行业规模不敏感，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扩大研发规模能有效提高其研发回报；四是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向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具有正向溢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中受益，引进外商确实达到了技术引进的目的；五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成果转换率有待提高，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受益于行业间溢出。
最后，本文从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视角，对提高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质量提出针对性建议。此外，文末还指出本文研究不足之处和后续研究方向。
本文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研究视角新颖。本文从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新视角出发，探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研发回报率的差异程度，及其研发回报率的影响因素差异，有利于发现二者研发过程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然而，目前国内外大多数研究文献从国家、地区和行业层面估算边际研发回报率时，都是通过在模型中设定虚拟变量来考虑企业类型对研发活动影响，但这并不能发现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研发回报之间的差异及其程度。
第二，研究内容更深入。本文在估算研发回报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进行探讨，首次从理论上分析了研发人员质量、政府支持程度、技术—产品转换方式、行业规模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五个方面影响因素对研发回报率的影响机理，并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探讨研发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然而，关于研发回报率的研究中，虽然国内外学者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已有大量研究，但多数都仅限于估计研发回报率，鲜少有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第三，估算研发回报率更深入细致。在估算研发回报率时，本文将研发溢出效应区分为企业间（横向溢出）和行业间（纵向溢出）两种效应，且考虑溢出效应的差异性，如此，不仅可以更准确的测度研发溢出效应，还能更精确的估算研发回报率。然而，大部分文献在估算研发回报率时，考虑的研发溢出只是简单的将研发投入加总，未考虑到行业间研发溢出的差异。
本文在已有研究文献和相关理论基础上，以估算分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研发回报率，及实证分析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为主线，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研发回报率是否存在明显差距？二是，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在研发人员质量、政府支持程度、技术—产品转换方式、行业规模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五个方面的影响程度及异同？政府对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应如何实行差异化政策？三是，研发回报率是否具有自相关特性？横向、纵向研发溢出对研发回报率影响程度如何？
通过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各有优势和不足。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差距明显，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也存在异同。
首先，现状分析结果显示：一是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处于中等水平仍需加强；二是政府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支持力度较大，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研发意愿增强；三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消化吸收与技术引进经费支出比例失衡。
其次，基于最终产品部门和研发部门生产函数面板模型估算分行业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显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研发回报率差距较大，2005—2015年间各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年平均研发回报率在50%左右，而部分行业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年平均研发回报率几乎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2倍以上；各行业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知识存流量旗鼓相当，但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知识存量增长率显著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再次，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动态面板模型GMM估计结果表明：一方面，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具有3个共同特点，
一是研发人员质量对研发回报率没有明显作用；二是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能够显著提升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三是研发回报率具有正自相关特性。另一方面，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亦存在差异，一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受益于政府支持，政府在国有及国有企业研发活动中起到宏观调控作用，而政府支持对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未起到明显作用；二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不充分，消化吸收水平仍有待提高，自主研发意愿有待加强，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优势凸显；三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对行业规模不敏感，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扩大研发规模能有效提高其研发回报；四是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向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具有正向溢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中受益，引进外商确实达到了技术引进的目的；五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成果转换率有待提高，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受益于行业间溢出。
最后，本文从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视角，对提高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研发质量提出针对性建议。此外，文末还指出本文研究不足之处和后续研究方向。
本文研究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研究视角新颖。本文从两种经济类型工业企业新视角出发，探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和港澳投资企业研发回报率的差异程度，及其研发回报率的影响因素差异，有利于发现二者研发过程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然而，目前国内外大多数研究文献从国家、地区和行业层面估算边际研发回报率时，都是通过在模型中设定虚拟变量来考虑企业类型对研发活动影响，但这并不能发现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研发回报之间的差异及其程度。
第二，研究内容更深入。本文在估算研发回报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研发回报率影响因素进行探讨，首次从理论上分析了研发人员质量、政府支持程度、技术—产品转换方式、行业规模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五个方面影响因素对研发回报率的影响机理，并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探讨研发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然而，关于研发回报率的研究中，虽然国内外学者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已有大量研究，但多数都仅限于估计研发回报率，鲜少有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第三，估算研发回报率更深入细致。在估算研发回报率时，本文将研发溢出效应区分为企业间（横向溢出）和行业间（纵向溢出）两种效应，且考虑溢出效应的差异性，如此，不仅可以更准确的测度研发溢出效应，还能更精确的估算研发回报率。然而，大部分文献在估算研发回报率时，考虑的研发溢出只是简单的将研发投入加总，未考虑到行业间研发溢出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