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改革是近代中国财税制度变迁的这一部分,其总方向是现代化与法治化,强调对国家征税权的合理约束,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利,重新调整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资源分配关系,将封建集权国家的掠夺型财税体制转型为宪制国家的契约型财税体制。中国作为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受到外来冲击的影响,具有后发性、外部压力下反应性和跳跃性特征。鸦片战争之后清廷经历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原有集权型财税结构在地方逐步掌握征税权后面临解体,国家的财税制度也亟需进行变革。满清统治者宣布仿行宪政后进行了一系列财税改革,成为中国财税现代化的起点。本文尝试以“问题-冲击-回应”模型对近代中国财税改革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对于财税改革思想、法制建设、组织法体系和标志性法律文本的规范分析、法律实施效果都有所涉及。破与立是近代中国财税改革的主旋律,其改革进程体现了国家财税观从掠夺型向契约型的过渡,意识到财税不是国家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在进行财税决策时将公民的需求放在首位,通过财税法律思想的现代化帮助促进财税改革的推进,构建税收型财税体制,让财税管理走向法治化。在近代中国财税改革的过程中,税收法定主义与传统威权型财税模式一直发生着冲突与博弈,也造成了执政者在解决治税危机时是“同”还是“和”的两难选择。在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中,还是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灵活根据国内外环境不断进行调整。在进行财税改革的同时,应当正视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充分体现文化自信,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文化性状是近代中国成功摆脱殖民泥潭,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模式的稳定性正与其强代谢能力和文化溶解性相得益彰,这也是当前中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文化优越性所在。在我国新一轮财税改革中,应当吸纳传统财税文化中有益的一部分,从“稳”和“平”两方面着手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在中央政府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重新配置权力体制、安排央地财政关系,这样才能完成财税改革和社会改革,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实现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