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仲裁因其主体特殊性——一方为私人投资者,另一方为主权国家,往往牵涉公共利益,一定程度上,国际投资仲裁裁决过程就是“由几个仲裁员审查东道国公共政策”的过程。然而,国际投资仲裁脱胎于传统国际商事仲裁,承袭了后者的仲裁过程保密性原则。这种公共利益与保密性的冲突,使国际投资仲裁机制面临着“正当性危机”。为应对此种危机,晚近,法庭之友制度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允许当事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在仲裁庭审理案件过程中,站在广泛的利益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从而协助仲裁员作出裁决。法庭之友的参与,增强了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透明度,使公共利益有了被表达、被维护的可能性;但同时亦可能会产生诸如仲裁程序延误、仲裁费用提高、机密信息泄露等问题。然而,总体而言,法庭之友的制度价值远超制度弊端。从1993年至2021年,中国已连续29年成为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呈稳定增长态势。相应地,涉外投资争端数量也有显著增长。在仲裁解决这些投资争端过程中,中国政府、中国投资者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法庭之友的参与问题。此种背景下,对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机制可能产生的诸如主体资格、审查标准、法庭之友的权利及其限制、中国政府和中国投资者如何运用法庭之友等问题进行研究,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由五章组成。第一章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接着阐明了研究的方法,最后谈及了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梳理了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基础理论。主要是在揭示法庭之友的定义、制度渊源的基础上探讨了法庭之友的制度价值与制度弊端。第三章从规则依据和经典案例的角度,对于法庭之友参与NAFTA、ICSID仲裁实践展开考察,并对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总结。第四章针对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所涉及的主体资格、审查标准、享有的权利与限制等问题,对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的具体规则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于“重大利益”和“公共利益”进行了重点分析。第五章就法庭之友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制度完善建议,包括扩大法庭之友主体范围、提高其提交意见书的标准、增加程序控制与成本控制等。最后,对我国政府与投资者如何应对法庭之友制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