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学者对自由心证引入我国证据证明力评价方式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法定证据制度在证明力评价中的批判声越来越强,实际上,不管在中国还是域外,一味强调自由心证主义或者法定证据主义都不是证据法的发展趋势,从整体上来看,两大证明力评价方式已经有了融合的趋势,主要是出于发现案件真实性和抑制法官主观随意性这两种诉讼法价值平衡的考量。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裁判人员的自由裁量的范围逐渐压缩,经验规则上升为法律规范的趋势在各国,尤其是中国,越来越多。基于我国的国情,借鉴域外成熟的证据法制度,在证据证明力评价方式上到底采用何种模式,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本文试图基于法学和控制学交叉研究的视角,对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制度在证据证明力评价方式上的应用进行新的诠释,根据经典控制理论对传统法定证据评价方式和传统自由心证评价方式建立控制模型以及控制方式,分析控制模型与证明力评价方式之间的本质关联,并根据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设计最优控制系统模型的设计原理上,对最优的证明力评价方式进行合理的模型化构建,并且通过对人工智能介入证明力评价过程的深浅程度的理论研究,对合理构建的最优控制模型进行引入人工智能的模型优化,以期在证据证明力评价方式方面开辟新的研究视角,为证据法的理论研究作出创新性的贡献。文章的篇章结构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出我国证据证明力评价方式应当采用何种体系构建的研究课题,论述证据证明力评价方式这一研究对象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且展示我国学者对于中国证明力评价方式实然、应然层面以及改革方向的论述;第二部分是引入控制系统的基本控制模型以及控制指标,提供法学和控制学交叉研究的视角,并且根据证明力评价方式与控制模型、控制方式之间的联系,论述控制理论适用证据证明力评价方式的可行性;第三、四部分是在传统法定证据和传统自由心证评价方式的产生背景和内容特点展开论述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控制模型与证明力评价方式之间的本质关联,以控制理论的视角对两种传统证据证明力评价方式建立基于不同控制器和控制方式的证据证明力评价系统,并根据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指标对两种传统证据证明力评价方式作出优劣评判;第五部分是根据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设计最优控制系统模型的设计原理,对最优的证明力评价方式进行合理的模型化构建,并且在探讨人工智能介入司法裁判活动的深浅程度的基础上,对构建的证据证明力评价系统进行新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