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内容明确提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是从国家层面强调了金融监管对风险防控的重要性。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金融风险的类型和金融监管的方式也一直在发展。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理念是推行“放松管制、加强监管”概念,更好地发挥市场“无形的手”,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效率,发挥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监管模式的变化则是由“事前审核”转向“事后监管”。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制度,作为一种非处罚性监管措施,在提升上市公司披露质量、促进信息披露的合规性和有效性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企业的业绩预告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提前向外部市场释放上市公司的预测盈余信息,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管理层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但是业绩预告制度的治理效应发挥需要高水平的业绩预告质量作为保障,不准确的业绩预告不仅不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甚至会给投资者提供错误的信息,从而做出不合理的投资决策。因此,交易所的年报问询函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质量?该影响是否会在不同的情景下表现异质性?以及收函企业的业绩预告质量是否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其他方面?为了探究上述问题,本文实证研究问询监管、业绩预告质量、代理成本和管理层能力之间的关系,以探究问询函监管与企业业绩预告质量的研究边界。本文首先对主要变量进行概念界定,并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系统地梳理问询监管和业绩预告质量的相关文献。其次,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高管梯队理论为理论基础推导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最后,本文以2015-2019年我国沪深A股存在交易所问询函数据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问询函监管和企业业绩预告质量的关系,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企业层面进行深层分析,将代理成本作为问询监管影响业绩预告质量的调节变量,同时从管理层的个人特质视角,考虑到管理层能力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披露的重要性,将其作为第二个调节变量,探究问询函监管对企业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表现。此外,还进一步研究收函企业业绩预告质量的经济后果。本文的结论如下:第一,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会提高收函企业的业绩预告质量,年报问询函能够发挥治理效应;第二,企业层面发现,代理成本在交易所年报问询函和业绩预告质量之间发挥调节效应,能够增强问询监管对业绩预告质量的提升效果;第三,管理者个人层面发现,管理层能力能够弱化问询监管和业绩预告质量之间的关系。第四,收函企业的业绩预告质量提高会进一步降低企业股价崩盘的风险。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研究视角有创新,已有的研究在研究问询监管和业绩预告质量的关系时,主要是从外部视角研究它们之间关系的异质性,从内部角度关于问询监管和业绩预告质量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从企业内部视角出发,引入企业层面的代理成本变量和管理者个人层面的管理层能力变量,探究其是否在主效应中发挥调节效应。其二,本文在问询监管影响业绩预告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收函企业业绩预告质量的经济后果,为业绩预告质量提高提供了微观治理支持,且验证了问询函监管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路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