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和贫困状况的新变化,提出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我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的成功经验,也是现阶段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特色。为实现“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重要目标,作为市场经济主要参与者的各类企业,近年来在党的号召下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战,在我国的脱贫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16年,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先后发布相关通知,鼓励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充分披露年度精准扶贫总结、扶贫工作的具体成果,以及后续的精准扶贫计划等内容,同时重点披露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的落实情况。并在报告中以数据形式披露公司在产业发展脱贫、转移就业、易地搬迁脱贫、健康、生态保障等8个方面的具体成效。公开披露的信息为探讨我国精准扶贫信息的资本市场效应提供了数据基础。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16年至2018年在年度报告“重要事项”中披露的精准扶贫信息为研究对象,探讨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及其质量的影响因素,并分别从投资者、分析师以及股价同步性三个方面探讨该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影响。文章以“制度特征——披露特点——披露影响因素——披露产生的资本市场效应”这一研究脉络展开,试图揭示独具我国特色的政治性社会责任披露制度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检验此类信息是否可以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环境,以为我国可持续发展信息的披露以及其他国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途径提供借鉴。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引言,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框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创新;第二章为文献回顾,分别从企业精准扶贫实践、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以及慈善捐赠等角度对国内外文献展开回顾;第三章为制度背景,分析了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精准扶贫披露制度的发展沿革,在回顾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上市公司2016-2018年精准扶贫信息的披露及其质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分别从板块、行业、地域、产权性质等方面总结了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的披露特征,获取企业披露与参与扶贫的直观证据,奠定理论与实证研究基础。本文的第四章至第七章为实证研究,也是本文的主体部分。第四章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特征,分别从党政因素、地区因素、治理因素、以及资源因素四个方面探讨了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第五章从投资者的角度探讨了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第六章研究了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对分析师跟踪数量以及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第七章讨论了精准扶贫信息披露是否可以降低股价的同步性,从股价同步性这一视角检验精准扶贫披露产生的资本市场效应。第八章为本文的总结,在小结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并提出研究的局限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主要取得以下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信息披露政策特征作为我国现阶段“三大战役”之一,精准扶贫政策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明确的目标与实现路径,政府可视为企业履行精准扶贫政策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呈现出显性的政治契约性。针对精准扶贫信息的披露,监管机构对其有着明确的制度与形式要求,与社会责任报告企业披露的自愿性与随意性相比,强调信息披露的独立性与可比性。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披露精准扶贫信息可以向市场传递其响应国家战略、服从国家利益的“政治性”信号。（2）我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特点我国大约有30%的上市公司披露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呈现出显著的板块、行业、地域与产权性质的差异。其中主板上市公司、来自金融业的上市公司、来自中西部减贫压力较大的上市公司以及国有企业信息披露比例较高。中小板与创业板公司、来自综合业与教育业、东部较发达地区的上市公司以及非国有企业则参与比例较低。精准扶贫信息披露最鲜明的特征为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的地域性特征,表现为贫困程度越高的地区,当地上市公司参与披露的比例也越高,这一特征与以往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特征不同,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精准扶贫信息并不是原有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延伸,而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新内容。我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水平整体较低,连续三年的平均得分为30分左右。其中扶贫管理的得分较高,扶贫沟通其次,但涉及到定量信息的扶贫投入与扶贫成效披露信息最差。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更多披露了精准扶贫形式上的内容,但是就精准扶贫工作最重要的信息,包括精准扶贫工作的投入及其产生的效果信息披露较少。这一结论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仍较注重形式,对实质性、定量内容披露不足。（3）我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党政因素与地区因素是影响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及其质量的显著影响因素,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有党组织参与治理的企业、来自贫困地区的企业以及来自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精准扶贫披露意愿与水平较高。需要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披露精准扶贫信息的意愿更强,披露水平也更高,表明我国强制性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制度会对企业精准扶贫信息披露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外部治理机制中,分析师跟踪对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及其质量有着稳定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企业的广告投入变量对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及其质量无显著影响,反映出企业披露精准扶贫信息主要是为了与资本市场参与者进行沟通,而非产品市场。资源因素中,仅有公司规模对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及其质量有着正向的稳定影响,而企业盈利能力、负债情况对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及其质量的影响较弱,且企业冗余资源越匮乏,精准扶贫披露及其质量越高。反映出决定上市公司披露精准扶贫信息的影响因素与社会责任报告存在一定差异。（4）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的市场回报精准扶贫信息具有信息含量,在年报中披露了精准扶贫信息的上市公司比没有披露的上市公司获得更高的短期市场回报。但是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的正向市场反应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来自贫困地区以及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中。而且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的质量高低、精准扶贫具体方式、精准扶贫投入与效率信息都不能对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产生显著的差异性影响,表明投资者主要关注上市公司是否参与扶贫,而对年报中精准扶贫信息细节信息反应不足。精准扶贫信息对投资者影响的主要途径是政治关联的搭建、代理成本的降低、外部治理的强化,以及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改善,但是对于已经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而言,其在年报中披露的精准扶贫信息并不能产生新的信息增量,表明年报中披露的精准扶贫信息与社会责任报告是相互替代,而非互相补充的关系。（5）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对分析师的影响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分析师跟踪人数,降低分析师预测偏差与分析师预测分歧度,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性,改善分析师的预测质量。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对分析师预测信息质量的改善在非国有企业、来自贫困地区的企业、当期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信息以及以往社会责任履行较好的上市公司中更显著。精准扶贫信息影响分析师预测的主要路径为非国有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首次效应、代理成本的降低以及外部治理的强化。但是精准扶贫具体方式、精准扶贫投入与效率信息都不能对分析师预测产生显著性影响。（6）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对股价同步性有显著的降低作用,这种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来自贫困地区的企业以及当期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信息的上市公司中更显著。精准扶贫信息对股价同步性的降低主要通过吸引更多的分析师跟踪以及降低代理成本。精准扶贫信息披露质量也会对股价同步性产生影响,上市公司参与产业扶贫也会对股价同步性产生一定影响;但是精准扶贫投入与效率信息都不会对股价同步性产生显著影响。以上结果总体上表明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可以传递公司层面的特质信息,且该信息可以被投资者与分析师捕捉,进而改善企业的整体信息环境。但是市场对于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细节与精准扶贫的具体履行情况反应不足,反映出资本市场参与者更多是关注上市公司是否参与扶贫,而不是上市公司的扶贫效率以及扶贫信息披露质量。本文的研究创新在于,论文以极具中国特色的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为研究对象,聚焦于监管机构将精准扶贫信息于上市公司年报中予以披露这一视角,探讨精准扶贫信息的披露如何影响资本市场参与者。论文指出了精准扶贫具有强烈的政治导向特征,侧重从党政、地域因素考察其对企业精准扶贫的影响,也分别考虑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效应,以探究具有我国特色的政治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理论。此外,本文也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精准扶贫信息披露及其资本市场效应的影响,揭示了精准扶贫信息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之间的替代关系。总体来说,本文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精准扶贫信息披露的制度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对主要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为监管机构进一步完善相关信息披露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