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社会中,信息不仅是重要的生产力要素,还是社会赖以生存的资源。社会治理信息化作为信息社会的重要表现,要求政府能够合理使用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社会治理。由此,提升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能力成为建设现代化政府与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但我国在此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集中体现在在使用个人信息方面。无论是使用前的收集,还是在使用过程中,抑或是使用后的处理,都存在不当使用个人信息的现象,置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特殊情境中更为显著。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控制疫情扩散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便是通过使用被感染者诸如行程信息等个人信息来确定密切接触者并隔离传染源。因此,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政府必然要大规模地使用公民的个人信息,这无疑增加了妥善处理个人信息的难度。在此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应当以使用为着力点,对个人信息的使用进行重点规制,并且这种规制不能仅仅局限于使用过程中的规制,而应当扩展到对使用前的收集和使用后的处理的规制。基于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合理限定信息收集范围,有效使用公民个人信息控制疫情发展,达到个人信息安全与疫情防控有机统一是迫切需求。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使用为切入点,通过厘清相关概念、明确保护原则、分析实践中所出现的具体案例并考察、借鉴欧盟和美国的先进经验,从法律规则和机构设置两方面论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制。本文除引言外,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使用的特殊性与原则。首先,不同场景中针对敏感信息的界定标准有所不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敏感信息的界定也有其特殊标准,故而应当对现有法律规定作进一步细化;其次,信息使用主体具有特殊性,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的使用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大量主体均被授予了信息使用的权力;最后,信息使用范围具有特殊性,对个人信息的使用应当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的使用。通过梳理上述个人信息使用的特殊性,明确其存在着不同于常态下的信息使用原则,比如对知情同意原则的限制、对比例原则的适度放宽。第二部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使用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从法条和实践入手,梳理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个人信息使用主体和使用内容,展示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不当使用个人信息的表现形式,列举了在此过程中存在着未能合理界定敏感信息的范围、对信息内容的脱敏处理不当、当事人缺乏有效救济途径等问题,并对其成因进行剖析。第三部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使用的域外实践。欧盟和美国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两种主流模式的代表。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中,二者在使用公民个人信息方面虽然存在着不足,但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所以该部分选取了欧盟和美国作为代表。通过考察、分析上述组织和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使用个人信息的实践,检讨了不同模式下的处理方式对个人信息保护和疫情防控的不足之处,同时借鉴了其中有益实践的经验,为完善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处理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制和机构设置提供了思考。第四部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使用的完善路径。本文从法律和机构设置方面入手,认为应当建立和完善事前的个人信息类型分类机制,根据个人信息类型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保护手段,完善匿名化处理手段。除此之外,还应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制定专门的信息使用指南,从而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使用个人信息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