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土地制度应适应经济基础进行合理的改革,从而更好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宅基地制度因其兼有政治稳定、社会保障和经济财产功能而成为我国土地制度中极具特殊性的一项制度安排,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诸多举措的重中之重。自2015年2月在“三块地”改革框架下启动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浙江义乌等15个县（市、区）作为首批试点结合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开展了多样化、差别化的政策探索。2018至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三年围绕“系统总结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拓展改革试点、完善制度设计”提出相关要求。可见,总结试点经验,将宅基地改革政策制度化、法制化已成为当前的工作重点。政策本身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基础,然而当前关于宅基地改革政策的研究极少关注试点地区的整体政策,并对政策体系做出评价,且对于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更多为研究各影响因素与结果的线性关系,对政策建设影响因素的组态研究尚不充分。有鉴于此,本研究以中国第一批实施宅基地制度改革的14个县（市、区）（不含西藏曲水）为例,尝试在梳理政策本文基础上,首先,通过文本挖掘的方法整体性分析14个试点地区政策,总结其总体特征和区域差异,然后,建立一个易操作、可复制、客观的政策体系评价指标和评价标准,对各试点地区的政策做出客观评价;最后,基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法,从政策主体、对象和环境这三个层面拟定条件变量,分析政策体系的核心影响因素,获取各影响因素组态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总体上看,14个试点地区出台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对宅基地权益取得与保障、有偿使用、有偿退出和管理制度这四个维度的关注度存在差异,政策的完整性、强度和协同性有待完善。就关注维度而言,各地区对宅基地权益取得与保障维度的关注度最高,其它依次为宅基地管理维度、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维度和宅基地有偿使用维度。（2）从区域差异看,东、中、西部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在政策完整性、政策强度和政策协同性三个方面存在显著不同。其中,相较于西部区域,东、中部区域的试点政策相对完整;相较于中、西部区域,东部区域政策强度更高;相比东、西部区域,中部区域试点地区的政策协同性相对不足。（3）各试点地区政策体系评价得分存在差异,在不同维度的政策探索程度不同。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政策体系的系统性评价表明:14个试点地区的政策总得分差异明显且多处于中间水平。试点政策在“宅基地权益取得与保障”评价维度的探索最为丰富,其次为“宅基地改革管理制度”维度、“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和“宅基地有偿使用”维度;各地对各维度政策的完备性、适宜性、弹性等均有涉及,但表现各异。（4）政策主体、对象和环境因素都不能单独作为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建设的必要条件,说明政策的建设在不同地区均是由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策完善度、民主程度、收入水平和资源禀赋是影响政策建设的主要因素。（5）完善政策建设可以做到“殊途同归”。仅就14个试点地区而言,实现高质量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政策建设可以有两条路径,分别是“完备型政策”（发挥民主自治组织的作用并且制定较全面的政策）和“全面型政策”（在当地农户经济状况较好的背景下,政府制定了较全面的政策,且重视区域资源的独特性）。政策建设的实现路径明显与各地的政治、经济背景相关。（6）保证政策完善是政策建设的关键。改革政策涉及的内容繁多,因而需要一定量的政策才能保证涵盖了改革的多项要求,制定合理的政策框架,统筹政策制度,使得政策完善,进而满足宅基地改革的需要。基于上述结果,本研究从完善农村宅基地改革政策制度和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政策这两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