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社会建设当中,民间组织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伊始,市场经济、政治体制为民间组织的生长和发展提供基础条件,社会互助传统为民间组织的生成提供社会资本。民间组织作为社会自治的组织载体,在推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当中具有秩序建构的功能,能够通过制定自治规范实现对内的秩序规范并补充微观社会领域的秩序要求,能够通过检举、诉讼等方式协助法律的实施,组织社会秩序。其作为社会中间层,能够通过协调群体之间不同意愿,建立起协商交流的平台,增强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协调利益冲突,稳定社会秩序,并能够通过引导和培育公民的权利、义务与规则意识,在文化层面完成对法治的精神秩序建构。然而,民间组织的功能发挥并不是作用在真空中,其秩序建构功能的实现需要内外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外部要素是民间组织生存、发展以及获取资源的保证,内部要素是民间组织功能发挥的前提、动力和保障,内外的分割并不是绝对的,外部要素要受到内部要素的影响,内部要素的实现也需要外部要素的助力。目前来说,民间组织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其秩序建构功能的实现面临多重困境,首先在制度供给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缺失影响组织的生长;其次在资源需求上,对资源获取存在依赖性,容易使组织丧失自主性;组织的内部结构设置、财务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等自身建设方面的欠缺阻碍着组织的健康发展;最后,民间组织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容易产生异化,偏离组织建设的初始目标,背离其公益性。民间组织功能运行现状的产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自治还未完全生成,作为社会自治组织载体的民间组织也还处于发展阶段,同时科层制管理的惯性导致在对待民间组织问题上,国家的回应性不足,并且民间组织作为能够掌握一定资源的主体,是具有一定社会权力的,能够为社会提供服务也可能对政府权威构成挑战,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在对民间组织的发展上采取谨慎对待的态度。而且不同于西方经历过几百年的思想启蒙运动,民主与自由的思想深入人心,我国传统的“权威意识”在当代依旧影响着人们的言行,人民不善于通过组织的形式解决需求。在法治社会,要保障民间组织秩序建构功能的实现,其主体身份首先需要得到法律确认,进而才能赋予其权利、规范其运行;其次要在现有法律规定上完善对民间组织的法律设置,使民间组织尽快走上法制化轨道;最后,要改变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方式,优化民间组织的生存环境,实现民间组织功能发挥的外部环境法治化。同时,也要注重对民间组织内部要素的法治化指引,通过制度化民间组织的自治规范以及促进内部治理有序化的方式,完成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法治化,从而提高社会自治的水平,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