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霍克斯和杨宪益翻译的两个英译全本以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把这部博大精深的中国小说推向了世界，成为两道亮丽的风景，倍受世人瞩目。这两个译本部堪称经典之作，虽风格迥异但各得其所，霍译本以传神地到取胜，杨译本则以准确见长。对于霍克斯几无翻译腔的“化境”之笔，窃以为这种译作虽然方便了译入语读者阅读，却不利于中国文化信息的充分传递。 霍克斯的“心”是一颗对原著极端负责尊重并渴望传递异域文化的译者的心：认为原文的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作者的意图和动机，都有艺术价值，因此决心尽力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译”，力求翻译‘每一样东西’——甚至是双关。然而，但意识形态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控制影响着这颗心：长期西方强势文化占统治地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性，霍克斯作为一名西方人难逃其潜移默化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旦《红楼梦》中出现和西方意识形态相左或矛盾的文化信息时，霍克斯就会情不自禁或下意识地把这部分内容用符合译入语读者审美口味的表达或意象来代替，或完全放弃这部分文化信息的翻译。这种现象不只是发生在霍克斯这样一个西方译者身上，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 本文拟就从《红楼梦》霍译本中富含文化信息和意象的句子片断入手，从意识形态角度，利用后殖民主义视角中的文化传递不平等性来分析和挖掘这种不平等现象背后存在的深刻的经济、政治、权力、心理等根源因素，并对如何改变这种现象以促进全球文化的平等交流、共同繁荣提出一些个人建议和主张。文中还将借助对从奈达的“动态对等”到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的转变的回顾和分析来加深这些主张的理论依据、时代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