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必须通过自身经济体之外的外部循环圈才能够将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新的资本，以推动扩大再生产，由此形成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潮流。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不断扩展外在空间，将世界各地纳入资本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生成了资本主导的依附性世界秩序，它经历了从殖民主义世界秩序到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转变。在殖民主义世界秩序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坚船利炮，对殖民地进行赤裸裸的掠夺，获取廉价的原材料和商品销售市场，以此维系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强调“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种族论，为其掠夺行为进行辩护。殖民主义世界秩序最终随着二战后亚非拉广大殖民地纷纷走向民族独立道路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而走下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国际垄断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资本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掠夺原材料在本土进行生产，而是通过构建新的国际产业分工链和价值链，直接将低端制造业全部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就地进行生产，国际垄断资本则掌握全球产业分工链和价值链的中高端，以此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其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为载体，实现全球扩张，各民族资本间已经打破国别界限，可以互相持股，相互渗透、利益均沾，彼此结成了命运相连的利益共同体。同时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不断通过金融衍生品、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手段，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都转化为资本，纳入资本全球扩张体系之中，现实世界愈来愈成为一个金融化的世界，这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提供了超越全球地理限制的巨量空间，但这也使得人类社会的未来逐渐被透支，从而可能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霸权主义世界秩序连同作为其精神支柱的“普世价值”都在不断走向衰退败亡。世界各国需要新的声音、新的道路、新的方案以及新的力量来摆脱当前的全球化困境，世界进入呼唤秩序变革的“新时代”。
　　在此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呼吁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命运相互关联、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时代，人类社会要努力超越狭隘的思想、利益的纠葛、意见的分歧、文化的差异，特别是要努力超越资本逻辑，不能任由资本的疯狂逐利，要将资本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要注重民族国家间的平等交往、合作共赢，争取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安全的美好前景。“命运共同体”概念是分析阐释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基础。从概念的内在生成逻辑看，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概念主要包括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国家与国家命运共同体、国家与区域间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四个主要层面，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最高层面，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概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刻反映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世界新秩序的伟大构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丰富，其立足于各个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这个现实基础，强调要通过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繁荣。其一，它蕴含着一种新型的国家交往观，强调国家间要摆脱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的束缚，超越传统地缘政治博弈的陷阱，走出一条国与国之间和平交往的新路，建设永久和平的世界;其二，它蕴含着一种新型的国家安全观，强调要摒弃基于竞争对抗及零和博弈基础上的旧安全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其三，它蕴含着一种新型的全球化观，主张超越资本主导全球化的狭隘视野，解决全球化进程中不公正的现象和问题，共同努力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全球化进程，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其四，它蕴含着一种新型的文明观，强调超越西方的文明冲突论，注重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共存共生，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其五，它蕴含着一种新型的生态观，强调人与自然是一种生命共同体关系，要加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构建全球绿色生态产业体系，实现全球绿色发展，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共同价值，而不是抽象虚假的普世价值。共同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构成其合法性的重要支撑。作为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价值基础的普世价值，是立足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以抽象人性论为前提。抽象出入类社会交往过程中一些具有共性的理念，作为一种超现实、超历史的永恒性价值原则，并且将这一套价值原则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使之成为人人都必须遵守的所谓客观标准。在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下，霸权国家自命为普世价值的“天命传道士”，凭借其掌握的国际话语权，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惜使用武力强行推行普世价值。这必然带来“文明间的冲突”，无异于发动一场“二十一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其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现实的不平等，使世界局势更加动荡不安。共同价值并不否认人类的共性，只是强调这种共性是社会性，而不是自然性。只有立足社会性，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才能找寻到基于人类共性的价值原则的真正来源，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如普世价值一样陷入宗教般的“神秘主义”。“普世价值”在现实中则需要一个特定的阶级、民族或者国家来为此布道传教，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是有悖于普世价值所宣扬的平等自由理念的。共同价值则是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在合作共赢的国际社会交往实践中，共同努力建构并维护的，而这一过程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法性得到逐步强化的历史过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对世界新秩序的伟大构想，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响应，并被数次写入联合国文件，发挥出日益重大的影响力。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世界秩序观存在着本质区别，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国际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中国通过提出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向全世界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展示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和诚意。“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种新型发展观，是对资本主导全球发展道路的修复，是一种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平台;作为一种基于主权平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型地缘政治观，是对资本主导地缘政治“霸权”和“均势”的超越，总之，“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人类社会在交往联系日益紧密、彼此已经逐渐成为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寻求更高层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它的成功实践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世界新秩序的伟大构想正不断从理想转化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