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无论是在研发投入的资金规模上,还是在营业额占比上,家族企业的整体研发绩效都不高。此外,我国大多数家族企业都面临着代际传承的问题。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的生存至关重要,因此,研究研发投入在代际传承时期的不同阶段如何变化,对于即将经历或者正在经历代际传承的企业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现在主要应用于考察家族性质与非家族性质企业的差异,研究家族企业的代际传递问题非常少见。此外,在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中,过往研究主要从高阶理论出发,高管团队特征中海外经历和团队教育水平异质性是经常被考虑到的因素,因此,本文将海外经历和最高受教育水平纳入到研究范围。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从梳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以及研发创新投入的相关文献入手,大量阅读了涉及到家族企业、高管海外经历以及高管或者董事学历等过往学者们所做研究的文献,大概了解到当前家族企业研究的主要热点话题并且寻找其中的研究切入点。在阅读文献并总结后发现当前学者们主要是将代际传承与否看作自变量进行研究,很少将其划分为具体阶段,因此,本文决定将代际传承阶段作为研究目标,并引入二代继承者海外经历和最高受教育水平作为调节变量。本文以中国2011-2020年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文章研究了代际传递的不同阶段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海外经历和最高学历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1）相比于父子共治阶段,二代自治阶段具有更高的研发投入强度;（2）引入二代继承者海外经历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二代继承者的海外经历对代际传承二代自治阶段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关系起正向作用;（3）引入二代继承者最高受教育水平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发现二代继承者的最高受教育水平正向调节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二代自治阶段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关系,即二代的学历越高,二代自治阶段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增强作用越明显。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为:本文将代际传承阶段分为父子共治阶段和二代自主阶段,揭示了不同传承阶段家族企业在研发投入强度的差异,拓宽了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应用场景。引入二代继承人海外经历和二代继承人最高受教育水平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研究,拓展了烙印理论中对于敏感期定于的边界并创新性的将烙印理论应用于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相关研究中。本文的主要研究局限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代际传承阶段间的差异尚有可待完善的空间。其次,本文没有进一步探究代际传承影响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后续可以重点探究代际传承影响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最后,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大多都是手工整理以及搜索,导致本文的样本数据并不多,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再多找其他的途径进行数据搜集,尽可能增加样本数据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