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贸易开放的减贫效应问题,历来研究都持有不同观点。有研究认为,贸易开放具有重要减贫效应,一方面,根据传统贸易理论的H-O模型,当一个国家选择要素密集型产品出口,且选择要素稀缺型产品进口,有助于提高本国要素密集产业的劳动回报,从而产生重要的减贫作用。另一方面,当贸易开放程度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时,能够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等渠道惠及农业人口,从而使得农村贫困家户数量与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但是,也有研究认为贸易开放的减贫效应值得质疑,甚至可能使得贫困增加。首先,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大摩擦,同时受到户籍制度、社会关系、资本市场不完善性等多个因素影响,因而短期内劳动力要素无法在非贸易部门和贸易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对于脱贫具有不利影响。其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减贫效应存在时滞性,外贸引进的技术需要时间进行转化,干中学效应难以在贫困地区发挥作用,使得失业与贫困反而进一步恶化。因此,从理论基础与已有研究上看,中国及其内部各区域的贸易开放所产生的减贫效应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的研究目标。其次,在研究贸易减贫的总目标下,采取多维贫困的衡量视角对于在十四五时期推动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农村扶贫在贫困瞄准与识别上仍然存在维度单一、缺乏动态视角等问题。在脱贫攻坚战中,基于政策推广的可操作性与政策实施的针对性,贫困人口的脱贫标准仍然囿于“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判断原则,然而目前我国农户面临的收入、教育、医疗等问题仍未得到全面保障,相对贫困问题仍然严重。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多措并举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需要在脱贫效应的研究中采用更全面完善的贫困测量方法。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提出了多维贫困指数（MPI,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用以测量微观家庭层面上个人或家庭可行能力被剥夺的情况,从而对贫困情况进行深度、多维的识别与评估。在MPI的计算过程中,可采用A-F计算法,通过双临界值识别对多维贫困进行两阶段测量,并通过加权计算方式进行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计算,从多角度深入反映农户的具体贫困状况。本文使用CFPS从2012年到2018年的家户面板数据及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与各省统计年鉴的省级水平数据,采用等权重A-F法的计算方式,从农村居民的健康、教育、收入就业、生活水平四个维度出发,结合农村家户的多维特征构建了多维贫困识别的二值变量指标,并对样本内地区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被剥夺平均强度展开跨时期动态衡量。此后,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对于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并采取省会行政中心距离海岸线的距离作为贸易开放程度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农户所在经济地域、农户户主的个人特征展开异质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2012年至2018年间,根据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地域划分标准,东、中、西三地区的多维贫困水平皆呈现下降趋势,西部地区下降最为明显,中部与东部地区下降则更平缓,其中,中部表现出明显返贫现象。此外,对多维贫困判定的被剥夺指标临界值K进行调节可知,随着K值逐渐增大,全国的短期多维贫困深度不断增加,多维贫困发生率则不断下降。第二,根据Probit模型,在对多维贫困二值变量进行回归时,贸易开放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所汇报的边际效应负且显著。具体而言,贸易开放程度增加一单位,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就减少11.2个百分点。在逐次添加2个省级宏观经济特征变量与3个家庭特征变量后,贸易开放程度的系数仍然负且显著。其次,工具变量回归中的核心解释变量边际效应十分稳健,且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始终保持显著,汇报的边际效应高于基准实证结果。第三,根据户主的性别与工作特征对家户的贸易减贫效应展开回归,可知贸易开放的减贫作用对于户主为男性的农户来说效应更为显著,但对于户主为女性的农户则影响不大;户主并未从事农业活动的家庭,贸易开放程度减贫的效应更为显著,在同时控制省级与家庭特征的条件下,贸易开放程度每增加1单位,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减少26.5个百分点,户主为男性的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减少约10个百分点。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完善各地区的外贸政策,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质量,促进贸易红利流向农村地区人口。推动第一产业转型升级,增加农业活动收入水平;同时要促使更多农户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建设,增加多元化收入渠道。第二,提升对于农村家庭中女性多维贫困情况的重视,为女性提供更多外贸相关的就业机会。要把握新发展格局下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契机,使得更多外贸相关的就业信息与就业资源流向女性,减少贸易开放减贫效应中的性别不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