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总结者,对传统理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深刻认识到传统理学过于专注构建形上理论的痼疾而忽视了经验层面的实用、实践之学,遗失了儒家道德实践之学的本质特征,与佛老思想混杂,故而意图重新构建儒学之正统。船山在思想层面上回归思孟之学的传统,立足《中庸》文本,以“诚”重新构建天人之道,注重“经世”、“道德践履”之学。同时,吸取北宋诸子学说之精粹,修正程朱之偏、批判陆王之非、排斥佛道之流。船山选取《中庸》的核心范畴——“诚”,作为理学“天人合一”之关键枢纽。他认为“诚”是“理”、“气”之合,既是《中庸》所讲的“天道”本体,又是在“受命”过程中凝结在“心”中的“性”,还可名之为“中”,同时“诚”还被设定为人所追求的终极修养境界,人的修养全部过程被概括为“诚之”之道。无论是作为本体的“诚”还是作为仁、义、礼、智之“性”的“诚”,都是“理”、“气”之合。作为“性理”它为人向天道返归提供了可能,作为“载理之气”它变化不息,故而“成性”得以确立。在“诚”既有的“天道本体”（人道之源）、“道德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的基础”的三层理论意涵之上,船山分别从本体、心性、体用三方面论述“诚”之地位及作用,构建了“理气一体”的形而上学基础,拒斥了以“气质之性”为“不善”之源的说法,主张“性（理）在气中”并用以诠释“日成”之心性,在论证现实人性时则以“诚”立性,主张“诚贯四德”、“分不足尽”。由此,船山开辟出一条由人道向天道的返归之路,这条返归之路之所以一直为人开启保留,根源于“至诚无息”之天道在生生不息的流行中无私地授人以“命”,“命”不息则“授命”不止,“成性”过程亦不终止,正因如此人的道德修养才存在如此大的自由选择空间。船山对宋明理学中不同主张进行了融合,批判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最终呈现出形上、形下一体圆融的“诚”论思想。一方面,船山对传统理学关于“诚”的理解起到补充修正的作用,在理学家以“实”释“诚”的基础上以流行之“气”的周流不息论证并强调“诚”之实有不虚、实在等性质,这对佛老在宇宙论层面提倡的“空”、“无”思想是一种有力的批驳。另一方面,船山强调子思作《中庸》一篇本意在阐明“中体”之大用,“中体”之发用、外显,进一步证明“诚体”之无妄、不虚的真实性。在“未发”、“已发”的一来一往中,天道本体之“诚”（未发之中）透过“已发之和”得以显现,发而“皆中节”之“和”即同于本体之“中”,故船山改朱子“中体和用”为“中和皆体”。船山对阳明的“良知本体论”发难,保留其给道德主体留下的自主性空间的同时,对其派生出的“心性论”、“工夫论”进行严厉地批判,以纠正明末空疏狂放、空谈心性之学风、士风,维护儒家经世致用的实在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