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战略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各国之间竞争日益加剧,人类社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而我国由于前期采用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能源过度消耗、资源利用率过低和生态危机问题,正严重威胁着我国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因此,过去的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生态效率水平亟待提高。近些年来,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已经成为连接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桥梁。随着金融集聚现象越发明显,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促使金融机构不断变革,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日益提升,并逐步引导资金向绿色环保产业倾斜,从而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生态效率。综上所述,金融集聚对生态环境和生态效率会产生一定影响,而其影响机制与作用程度却有待探究。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以往文献,基于相关理论支撑,就金融集聚通过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来影响区域生态效率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之后利用全国2010-2019年除西藏外的30个省份数据,采用熵值法对我国金融集聚构建综合指标体系,以及利用超效率SBM模型计算地区的生态效率值,通过分析可以看出金融集聚和生态效率水平在我国各区域差异明显,表现为东、中、西部递减趋势,但近十年来两者整体上均有所上升,并且金融集聚值高的地区生态效率水平也较高。由于金融集聚与生态效率存在高高对应的现象,两者空间正相关关系显著,于是选取了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验证产业结构升级在两者中的中介传导作用,结果表明:第一,全国总体分析发现,在金融集聚的直接效应上,金融集聚能够促进本地区生态效率提升,在间接效应上,金融集聚能够提升相邻地区的生态效率,且金融集聚对本地生态效率的影响超过对相邻地区生态效率的影响;第二,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和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与全国层面保持一致,而中部地区作用不够显著;第三,对三大传统子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银行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溢出作用在东西部较显著,证券业集聚的溢出作用在东部明显,保险业集聚的溢出作用在中西部较大;第四,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在金融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特别是东部省市作用最为明显,金融资源与产业发展能够较好衔接,从而使得生态效率也较高。基于上述,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第一,强化东部与中西部的金融协同作用,削弱东部沿海省市的极化效应,提升其涓流效应,从而增加金融要素的有效流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第二,不同地区采取差异化战略,东部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应积极实践政府环保政策,做到高产出、低消耗和低排放,起到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标杆作用,中西部地区应提升金融集聚水平,使地区金融资源更加多样化,金融三大主流业务共同发展;第三,金融资源应更多流向绿色企业、现代服务业,提升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金融提升环境质量的效应,进而提升生态效率水平;第四,金融政策应向环境友好型和高新技术型企业倾斜,鼓励其研发创新,带来经济效益,并加大金融支持环境治理的力度,改善生态效益,逐步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