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文明古国,深厚的传统文化成为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成果。自近代以来在国家救亡图存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价值受到了质疑。确实,传统文化中存在糟粕,但其精华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自十八大以来,发挥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生命力称为时代最强音,传统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思想的灵魂,是沉淀在民族血液中的文化基因,是坚定文化自信发展道路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是社会经济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本文公司治理效应主要包含代理成本、股权激励、风险承担和资本结构调整,基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整理了明清进士籍贯信息,同时手工整理了董事长和总经理籍贯地数据的信息,通过董事长和总经理籍贯地的进士密度衡量文化资本,选取2003年至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文化资本对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通过对文化资本与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发现,以董事长籍贯地进士密度衡量的文化资本对公司代理成本具有抑制作用。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随着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文化资本对代理成本抑制作用将会改变。在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下,文化资本将会促进公司代理成本水平提升。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将董事长籍贯地文化资本与公司注册地文化资本进行比较,发现去往低文化资本地区工作的董事长,籍贯地与工作地文化资本差异越大,越能够抑制代理成本的增加。而去往高文化资本工作的董事长,公司注册地与董事长籍贯地代理成本差异越大反而促进公司代理成本增加。为进一步检验使用董事长籍贯地文化资本的稳健性,我们选取了异地工作的子样本进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以董事长籍贯地进士密度衡量的文化资本对代理成本具有抑制作用。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和增加结论稳健性,我们采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时长作为工具变量,使用祠堂数据作为文化资本的替代变量,使用总经理籍贯地进士密度作为自变量的替代变量,使用总资产周转率作为因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均验证了以进士密度衡量的文化资本对公司代理成本具有抑制作用。通过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文化资本内涵和流动性特征是文化资本对公司代理成本的主要作用机制。第二,通过对文化资本与股权激励的实证研究发现,以董事长籍贯地进士密度衡量的文化资本对股权激励具有促进作用。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随着公司现金流和销售收入离散程度变大,文化资本对股权激励促进作用将会改变。在现金流和销售收入标准差的调节下,文化资本将会抑制股权激励的实施。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将董事长籍贯地文化资本与公司注册地文化资本进行比较,发现去往低文化资本地区工作的董事长,籍贯地与工作地文化资本差异越大,越能够促进股权激励实施。而去往高文化资本工作的董事长,公司注册地与董事长籍贯地代理成本差异越大则不存在这一显著的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检验使用董事长籍贯地文化资本的稳健性,我们选取了异地工作的子样本进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以董事长籍贯地进士密度衡量的文化资本对股权激励具有促进作用。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和增加结论稳健性,我们采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时长作为工具变量,使用祠堂数据作为文化资本的替代变量,使用总经理籍贯地进士密度作为自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均验证了以进士密度衡量的文化资本对股权激励实施具有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文化资本内涵和规范遵守是文化资本对股权激励的主要作用机制。第三,通过对文化资本与风险承担的实证研究发现,以董事长籍贯地进士密度衡量的文化资本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抑制作用。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随着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和公司盈利水平的提高,文化资本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抑制作用将会改变。在人口流动和公司盈利水平的调节下,文化资本将会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将董事长籍贯地文化资本与公司注册地文化资本进行比较,发现去往低文化资本地区工作的董事长,籍贯地与工作地文化资本差异越大,越能够抑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增加。而去往高文化资本工作的董事长,公司注册地与董事长籍贯地代理成本差异越大反而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加。为进一步检验使用董事长籍贯地文化资本的稳健性,我们选取了异地工作的子样本进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以董事长籍贯地进士密度衡量的文化资本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抑制作用。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和增加结论稳健性,我们采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时长作为工具变量,使用祠堂数据作为文化资本的替代变量,使用总经理籍贯地进士密度作为自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均验证了以进士密度衡量的文化资本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抑制作用。通过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文化资本内涵、人力资本提升、社会阶层提升和合规性行为是文化资本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主要作用机制。第四,通过对文化资本与资本结构调整的实证研究发现,以董事长籍贯地进士密度衡量的文化资本对资本机构调整具有促进作用。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随着公司规模和行业资本结构改变,文化资本对资本结构调整促进作用将会改变。在公司规模和行业资本结构的调节下,文化资本将会抑制公司资本结构调整。为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将董事长籍贯地文化资本与公司注册地文化资本进行比较,发现去往低文化资本地区工作的董事长,籍贯地与工作地文化资本差异越大,越能够加快企业资本结构调整。而去往高文化资本工作的董事长,公司注册地与董事长籍贯地代理成本差异越大反而不存在这一显著促进作用。为进一步检验使用董事长籍贯地文化资本的稳健性,我们选取了异地工作的子样本进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以董事长籍贯地进士密度衡量的文化资本对资本结构调整具有促进作用。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和增加结论稳健性,我们采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时长作为工具变量,使用祠堂数据作为文化资本的替代变量,使用总经理籍贯地进士密度作为自变量的替代变量,使用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绝对程度作为因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均验证了以进士密度衡量的文化资本对资本结构调整具有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文化资本内涵和人力资本提升是文化资本对资本结构调整的主要作用机制。总体研究发现,文化资本能够有效抑制代理成本的增加,督促企业实施股权激励,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快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由此可见,文化资本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发挥经济治理效应。本文对于辩证评价科举制度提供了合理依据,彰显了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持续生命力。同时,本文对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以及如何延续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支持了自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