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960年—1127年）始于宋太祖陈桥兵变,终于宋钦宗靖康之变。百余年间,国力强盛、人才辈出,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等等耳熟能详的文人士大夫,为中华文明留下了丰富的精神之瑰宝。我们常说北宋亡于外患,但家庭与国家、小家与大家从来都是休戚相关的,外患的背后,想必定有其内在原因。战乱频仍的年代,国家承担保护人民的作用,国家的支出也主要用于国防开支,而税收则是国防的主要源泉。因而可以说,税收与国防二者的关系是难以割裂的。北宋建国初期,与民休息,保证农业生产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农业是绝对的支柱产业,土地税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宋代土地自由买卖,不抑兼并,主要以私有制为主,国家占有的耕地量极少,约占全国耕地的4.3%。随着社会发展的进步,国内土地兼并和田赋不均问题日益凸显,边疆也常有外敌侵扰,因而国家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方田均税法是北宋时期针对上述问题的一项均平土地税的政策,主要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并增加财政收入。其在北宋历史上共计“三行三罢”,引起诸多争议。尤其在北宋后期,土地政策更是反复无常,引发了社会的动荡。顾名思义,方田均税法的内容一是方田,二是均税。方田是一种土地清丈的办法,将土地分为千步见方的地段,一个丈量的单位称为“一方”,丈量后,根据土质而定其肥瘠,分为五等,并向百姓公示;均税则是以一季度为期,使参与方田的各户提出对清丈和税额的意见,在清丈的基础上,重新均田定赋。历史是一种解释,解释过去对现实的意义。北宋时期的方田均税法,历次政策内容基本相同,但结果却不尽相同,历来史学家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本文结合经济学理论,通过经济模型,结合历史数据,对方田均税法的结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人口、户均土地量以及公共利益偏好的不同,是改革结果不同的主要原因。本文的主要思路是:从方田均税法这一经济政策入手,依托北宋的户籍制度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借助纯交换模型,在家庭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情况下,将闲暇引入家庭效用函数中,建立一个三部门的交换经济模型。而后,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考察和挖掘,从家庭的禀赋水平和户均土地量的入手,针对不同时期的消费者,求解效用最大化。并结合各阶层的消费与劳动情况,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将北宋方田均税法改革抽象为一种线性的土地税,对受税收制度影响的各阶层效用水平以及社会福利做出分析。本文的结论是:虽然方田均税法的目的在于对土地税的均平,但户均土地量的约束仍是方田均税法施行的一项重要约束。在北宋王朝的末期,不论是方田均税法这一政策本身,还是市场机制,都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北宋公共品提供的搭便车问题、公平问题以及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税收可能会因某些群体的公共意识缺失,通过价格机制进行转嫁,这会导致底层群体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因此,方田均税法对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是值得商榷的。在研究过程中得到的启发是:个人生产力禀赋与个人偏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社会需要公平地给予个人提升的劳动力禀赋的机会;另一方面,个体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对公共利益的偏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或者说,税收的效率大部分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志,不改变个人主观意志,而单单希望通过税收政策来实现经济调节,其结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当下的我们,理应遵循历史的足迹,深入研究,汲取曾经的教训,深层权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注重公民公共意识的培养,加强个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寻求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在保障经济效率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公平,以维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