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期的名教危机,促成了汉魏之际社会思想的转变,汉魏之际成为中国历史上继战国之后的又一个重要的思想活跃时期。名教危机带来的各种弊端,又同时促成了汉魏之际人物品鉴思潮的兴起,带来了人才观念的巨大转变。人物品评和选拔的标准,从两汉以来的重视“德行”倾向于更重视“才能”。才性理论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其显著的理论成果就是曹魏政权的刘邵撰写的中国古代人才思想的系统理论著作《人物志》。
　　刘邵秉承汉代学者的自然论宇宙观,认为人才素质秉元气和阴阳五行等因素而形成。元气和阴阳五行决定了人物的情性,也就是性格、形体、品德和才能,以此构建了他的人才“气质”决定论思想。刘邵根据人物情性的不同,将人材划分为全材和偏才两种基本类型。全材理论主张全材之人要有中庸之质,平淡无味,以统领众材;偏材理论则承认人材的差异性,并从人材个体的角度,对人材进行研究和鉴识,其目的是做到人尽其用,能与任宜,名实相符。《人物志》主张不同于儒家传统伦理观的人性论,倾向于道家尊重自然的思想,以道家的平淡无味解释儒家的中庸之德,对儒道调和进行了颇有建设性的尝试。《人物志》以较深的理论层次探讨了才性问题、名实问题以及理想君主问题等诸多涉及哲学层面的理论,为魏晋玄学的产生作了先导,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重点探讨了刘邵《人物志》基于特定时代背景而产生的人才观,从人才鉴识的依据、原则、结果、形上学内涵及处世之道等五个方面探讨了刘邵人才观的特征,总结出《人物志》的人才观念之情性观、才能观、效用观、圣人观和处世观,用以系统分析《人物志》人才观念的形成、主旨、内容以及价值影响,探讨《人物志》的学术思想对中国古代人才理论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人物志》的人才观念研究对现代人才理论所具有的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