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猛,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市场经济环境带来了挑战,由于缺乏应有的反垄断监管,互联网平台签订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产生的竞争问题日益严重。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作为数字经济领域中的新热点问题,虽然各国竞争执法机构都对此密切关注,但是传统市场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一些理论和分析方法已不能完全解释和分析数字经济中平台实施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各国反垄断执法政策也存在较大差别和争议,对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属于垄断协议还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同时属于这两种行为还缺乏足够的共识。因此需要通过理论研究明确平台实施最惠国待遇条款对竞争的损害,避免简单地将传统单边市场的最惠国待遇条款理论和政策应用到双边市场的交易型平台,确保正确的反垄断监管。基于以上背景,本文结合交易型平台的主要技术经济特征,基于Hotelling模型和拟线性二次型效用函数构建了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以下问题。第一,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会成为平台消除价格竞争实现垄断高价的合谋机制。第二,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会成为平台提升进入门槛、限制竞争对手实现市场封锁的排他机制。第三,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对福利水平的影响,重点评估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对商家利润、消费者权益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害程度。本文首先通过对交易型平台商业模式的分析提炼出理论建模的基本要素,并通过分析各国经典判例来挖掘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典型规则,进而理解交易型平台如何实施最惠国待遇条款;然后基于理论模型分析了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竞争损害机制及其对福利水平的损害程度;最后对本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关于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将成为平台消除价格竞争实现垄断高价的合谋机制。第二,在平台竞争程度激烈的情形下平台越有动机实施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第三,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对消费者总剩余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害高于平台合谋的情况。第四,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限制了商家跨平台销售的能力和与平台议价的能力。第五,在位平台实施的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是一种提升进入门槛、限制竞争对手实现市场封锁的排他机制,最终排除、限制了平台之间的竞争。第六,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既是一种垄断协议,也是一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不仅提升了交易佣金和零售价格,还损害了平台内经营者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从反垄断立法角度,应完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将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纳入平台企业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审查,并进一步细化完善平台企业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标准。第二,从反垄断执法角度,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加强对交易型平台通过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实施的可能损害市场竞争的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关注、反垄断执法。第三,从平台参与主体的角度,消费者和商家应该积极维权,利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现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及边际贡献在于:一方面,本文为分析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反竞争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本文基于经典的双边平台理论和拟线性二次型效用函数,引入交易型平台的重要特征,包括交叉网络外部性、平台两部收费制、交易型互动和非交易型互动等,对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影响机制提出了新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本文讨论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平台实施该条款时带来的排除、限制竞争效应,揭示出了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背后潜在的垄断风险。本文研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之处:第一,未讨论平台内生选择平台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情况;第二,未讨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其他两个渠道,分别为商家的自营渠道和平台的自营渠道,这些问题将成为新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