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样取证是行政执法领域中的一种取证方式,但近几年来却渐渐在刑事司法领域中有所适用。这既与对行刑衔接程序的重视有关,也与刑事诉讼的现实需求有关。然而抽样取证相关立法的密度不足,具体规定内容的粗浅,使得实务办案人员在某些案件中适用抽样取证缺少规范依据而存在争议,以及在适用抽样取证程序时缺乏规范指引导致了随意适用抽样取证的行为,影响抽样的代表性,无法发挥样品的推断作用。本文借助案例分析与文献研究等方法,在梳理立法、司法现状的同时,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对抽样取证的规范有所帮助。除了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共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抽样取证的概述。抽样取证从最初的统计学概念,发展到了行政执法领域成为取证手段,如今还在刑事诉讼领域得到运用。抽样取证是指采用科学的方法从涉案物品总体中抽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分析判断,根据对样品的分析判断结果推断出涉案物品总体的相关信息,从而证明相关的案件事实。虽然刑事诉讼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这种取证方式,但一些刑事司法文件或两法衔接文件中对抽样取证的适用进行了规定。刑事司法实务中对抽样取证方法的运用日益增多,同时也出现了对抽样取证适用依据、抽样代表性、抽样取证结果证据效力等方面的质疑。第二部分是对抽样取证适用范围的讨论。在具体的适用案件范围上,刑事司法文件中明确规定的案件类型有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走私犯罪案件,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件,毒品犯罪案件,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实践中抽样取证存在被扩大适用的倾向,如在盗窃案件、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中适用;理论上也存在对适用案件范围扩大解读的现象,如认为在网络犯罪案件（尤其是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中可以对被害人进行抽样取证。因此有必要将抽样取证纳入立法层面予以规制,适用抽样取证的关键不在于案件类型,而在于涉案物品的特殊性,即查获的涉案物品数量较大,具有同质性,无法逐一查证。第三部分是对抽样代表性问题的讨论。如何保证抽样取证的样品具有代表性,既是实践困境,也是立法难题。从规范的总体上看,首先是有关规范太少,仅有的两个规范分别针对毒品疑似物和卷烟规定了具体的抽样数量和抽样方法;其次是规范中抽样方法的形式较少,只规定了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两种形式。由于刑事司法文件中以《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抽样取证的规定最为细致等原因,特对其中的抽样方法能否保障抽样代表性进行验证。此外,通过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抽样代表性问题进行总结,发现办案人员在进行抽样取证时存在随意决定抽样数量、随意适用抽样方法以及让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进行抽样的现象,容易导致样品代表性不足,不能代表涉案物品总体情况。对于存在具体抽样规范或是抽样标准的涉案物品,只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抽样人员、抽样数量和方式进行抽样,就可以认为样品具有代表性。对于没有明确规范与标准的涉案物品,抽样不能交由与涉案物品存在利害关系的被害人或是犯罪嫌疑人进行,应当由办案人员或是委托、商请协助的检验鉴定机构、专业机构,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或是其他与涉案物品相关的证据,保证总体存在同质性后再进行抽样。对涉案物品中存在批次、类型差异的应当先进行分组分类。样品的数量宜多不宜少,可以参照对多包装精神药品制剂进行抽样的数量规定,划定抽样数量标准不得低于3个样品单位。另外,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相关案件不宜进行抽样取证,也就不必讨论如何保障抽样代表性的问题。第四部分是对抽样取证结果证据效力的讨论。虽然抽样取证的结果属于法定证据种类,应当适用一般的证据审查规定。但由于适用抽样取证收集证据材料后,涉案物品中仅有样品部分是得到查证的,剩余物品的相关信息均是根据样品的检验鉴定结论推断出来的,因此对抽样取证结果还必须进行特殊的审查。在抽样取证结束后,应当审查适用抽样取证的必要性、抽样方法的科学性以及抽样取证的程序规范性。对于抽样取证的结果而言,抽样的必要性和代表性缺失并不必然导致抽样取证结果被排除,相关样品及样品检验鉴定结论仍可能有效,但不再发挥推断总体情况的作用。但抽样主体如果与涉案物品存在利害关系则将导致抽样取证结果被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