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世界各国越来越易受到来自全球金融周期冲击的影响,从而陷入跨境资本剧烈波动的境况。而美国作为全球金融的中心,其货币政策的变动往往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强烈的溢出效应,因此了解美国货币政策对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对各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至关重要。但目前绝大部分文献在考察美国货币政策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影响时,仅简单的采用联邦基金利率对美国货币政策进行识别,这使得非常规货币政策时期的研究结果会存在很大的偏差。即使有部分学者使用Romer and Romer（2004）提出的叙事记录法（Narrative Approach）或影子利率（Wu and Xia,2016）来对美国货币政策进行衡量,仍未详细考察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无从对比探究常规货币政策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之处。因此,本文基于Swanson（2021）对美国货币政策的分解方法,从与联邦基金利率相关的因素,与前瞻性指引相关的因素以及与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相关的因素这三个层面来考察对全球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这是首次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动背后三个不同因素的影响是否一致进行探究。本文选取1991Q3-2019Q2期间全球70个国家的季度面板数据,以货币政策三个层面的衡量指标为自变量,以流入各样本国的跨境银行资本总额为因变量,采用含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对比考察了美国常规货币政策与非常规货币政策对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点:（1）美国货币政策三种不同维度的因素对跨境资本流入总额的影响存在差别。由于联邦基金利率或前瞻性指导变化引起的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紧会带来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入总额增长率的上升,而由于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变化所导致的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紧则会使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入总额增长率下降。并且,通过进一步将整体样本时期划分为常规货币政策时期和非常规货币政策时期发现,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在常规时期主要与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动相关,在非常规时期则主要与大规模资产购买计划的变动相关。（2）美国货币政策对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跨境资本流入总额的影响有所差别。当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紧与联邦基金利率或者与前瞻性指引变化有关时,只有发达国家资本流入总额的增长率显著上升,这表明银行跨境资本主要流向了发达国家,而非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3）美国货币政策的冲击与国家基本面有关。较为浮动的汇率制度、较为封闭的资本开放程度以及较为充足的外汇储备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美国货币政策的冲击。本文通过从三个不同层面来选取美国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不仅可以得到一个相对稳健的结论来调和现有研究成果之间的不一致,并且对各国政策制定者能有效规避美国货币政策的冲击提供了借鉴指导意义,具体包括:一是各国货币政策制定者要以更加审慎的态度来对待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动,根据其变动背后具体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及蕴含的信息来相应的调整本国的货币政策;二是要充分认识到国内基本面因素的重要性,并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整体框架来应对全球金融周期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