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杠杆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但加杠杆同时也会引起宏观金融风险,所以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杠杆率之间的平衡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达里奥的债务周期理论分析可知,2010-2019年间,我国整体处于债务周期的“泡沫阶段——顶部阶段”,在部门轮动加杠杆的刺激下,总债务水平持续扩张,经济快速增长;在此过程中,由于政府部门的债务发行依托于政府信用,属于低风险债务,因此政府部门加杠杆对宏观金融风险的刺激作用要弱于私人部门,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推行的“四万亿”计划正是通过扩大地方政府债务,刺激经济增长。94版《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无发债权,为了实现政绩目标,地方政府借助城投平台发行债务,形成了由政府提供担保的隐性债务;由于监管机制的不明晰,隐性债务规模持续扩张,其可能引发的风险也受到广泛关注。15版《预算法》实行后,以“地方政府债置换城投债”为主导的隐性债务显性化措施成为调整地方债务结构、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关键,本文从实际政策目标出发,基于债权债务的基本关系,探讨如何维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稳定。本文参考国际标准,将政府债务负担率（总债务/GDP）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财政实力视为地方政府发行债务的抵押品,将金融深度视为债权人对债务的承受能力。本文使用地级市2010-2019年统计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合聚类稳健标准误,探讨区域金融深度和财政实力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财政实力和金融机构存款均能拉动地方政府加杠杆。财政实力对总债务负担率和隐性债务负担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地方政府显性债务负担率的影响不显著,此现象或与地方政府债的发行由财政部决定而非由地方政府决定有关。金融机构存款对显性、隐性、总债务负担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财政实力和金融深度对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作用均表现出地区异质性;（3）财政实力可以通过影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国有企业生产水平来影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结合上述研究结果,本文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和处理提出以下建议:（1）当经济体处于“泡沫阶段”,政策目标应该侧重于加深金融深度。（2）隐性债务显性化方面,政策侧重点应放在加深金融深度而非提高财政实力上。地方政府显性债务负担率对金融机构存款的增加表现为富有弹性,隐性债务负担率和总债务负担率则表现为缺乏弹性,增加金融机构存款能够使得显性债务负担率增加更多,进而降低隐性债务负债率的占比。（3）可以从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生产经营两个方面来监管财政支出,防范重复建设和无序扩产,提高举债发展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