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并购市场日趋活跃,呈现一些非理性异象的背景下,业绩补偿承诺制度落地实施。然而随着其逐渐推广,业绩补偿承诺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性也逐渐显现,这给并购双方、外部投资者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等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中高商誉和商誉减值以及股价崩盘就是代表性的表现。因此,探究业绩补偿承诺对于企业商誉、商誉减值以及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而现有研究虽较多关注并购对商誉、商誉减值的影响、业绩补偿承诺的负面影响,但是对其间作用机制的讨论尚有欠缺,特别是商誉、商誉减值能否作为判断并购事件中业绩补偿承诺作用差异的信号,商誉、商誉减值是否能够传导业绩补偿承诺与其经济后果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因此,分析商誉、商誉减值在业绩补偿承诺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发酵和传导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现有研究对于业绩补偿承诺的效应研究具有短期阶段性的特征,本文结合了其短期和中期效应以探究其不同阶段的差异性作用。本文以2008年-2020年我国A股并购事件作为样本,研究了业绩补偿承诺具体表现、商誉以商誉减值、股价崩盘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业绩补偿承诺的发展阶段,从短期和中期的角度将业绩补偿承诺表现划分为选择和实施两个角度,其中业绩补偿承诺实施分为业绩承诺增长率、业绩承诺是否完成;根据并购事件的推进程度分别选择商誉和商誉减值作为中介变量;选择负偏态收益系数衡量股价崩盘风险。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在业绩补偿承诺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中,选择签订业绩补偿承诺降低了并购方股价崩盘风险,高业绩承诺增长率增加了并购方股价崩盘风险,被合并方没有完成业绩补偿承诺增加了并购方股价崩盘风险;（2）在业绩补偿承诺与商誉的关系中,并购事件中选择签订业绩补偿承诺促使了企业商誉的增加,高业绩承诺增长率降低了业绩承诺期间企业商誉减值;（3）在商誉及商誉减值中介作用方面,商誉中介了业绩补偿承诺选择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商誉减值中介了业绩补偿承诺增长率和股价崩盘之间的关系。在业绩补偿承诺短中期表现与股价崩盘风险关系对应的分组检验中,本文分别根据内部控制质量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进行分组,研究了不同的内外部治理水平下业绩补偿承诺和股价崩盘风险之间关系的差异。此外,本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和缩短时间区间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