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年人抑郁正在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作为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生育行为一方面改变了父母的社会角色,为父母带来一定程度的生育损伤、经济压力以及养育压力;另一方面,“养儿防老”等中华传统观念也预示着子女可以为父母在老年时期提供代际间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情感交流等,这些因素都会对老年人抑郁的最终表现发生影响。在中国低生育率与老龄化交织的背景下,关注子女结构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制,对推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与生育激励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从子女数量与性别结构的维度出发探究子女结构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制。首先针对全样本进行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影响的回归分析,并在区分城乡、性别的基础上探究不同特征群体中的影响差异。其次,借助男性、女性子女数量,与子女性别比变量探究性别结构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特征群体中的影响差异。最后,考虑自评健康、社会交往、子女同住、子女代际支持等变量在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并进一步识别城乡、性别间的影响路径差异。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主要呈U型曲线关系,相较于不生育的老年人,生育1-3个孩子显著降低老年人抑郁,但生育三个以上孩子的老年人在抑郁程度方面更甚于未生育子女的老年人。2.农村家庭中,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主要作用于父亲;而对于城镇家庭,则在父母双方身上都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3.儿子数量的增加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抑郁程度,而女儿数量则没有产生相同的效果。4.综合子女数量与性别结构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结果来看,子女结构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生育数量上,而非性别结构。5.自评健康、社会参与、子女代际支持变量在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影响中起到了明显的中介作用,而子女同住则没有起到中介作用。6.在农村中,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自评健康的途径实现,而社会交往变量则在子女数量对城镇老年人抑郁的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