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下中国已经来到改革开放的深水区,过去的人口红利慢慢不见,单纯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提供更多的发展动力,经济面临结构性转型压力,此时破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创新。创新作为一种“创造性破坏”,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同时也是解决供需矛盾,实现供给侧改革的必经之路。然而,中国的创新发展目前仍不尽如人意,尚存在创新质量不高,某些领域科技短板明显等问题,政府为此也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并提出构建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方针,因此如何推进国家创新水平提升成为多方关注的重点问题。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其对创新发展的贡献举足轻重,特别是,国有企业作为创新的排头兵更应发挥其创新作用。但国企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留待解决,其具备的创新优势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因此如何通过改革来释放国企创新潜力成为本文关注的重点。考虑到国企作为企业以及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的特殊属性,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从国企普遍存在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出发,分析“所有者的归位”对国企创新的影响。进而分析这种所有者的归位并非是要政府事事干预国企,而是要实行“政资分开”,让政府管理国企时剥离其政治身份,以其资本所有者的经济身份参与国企管理,这种“政资分开”亦会对国企创新产生影响。最后,为了保证国企的特殊性,用内部的党组织参与治理代替外部的政府干预,探索这种更为有效的国企治理制度安排对国企创新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梳理了有关文献,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所有者归位”、“政资分开”以及“党组织参与治理”三个方面入手,分析其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建立相关研究假说,并用国企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以及其他收集所得数据,采用相应的微观计量方法,对研究假说进行验证,进而得出相关研究结论,并针对研究结论给出相应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发现如下:第一、从“所有者缺位”来看,国企常常出现诸如国有资产流失、效率不高等问题。改善所有者缺位,有利于国企创新实力的提升。并且有利于所有者归位的改革对于国企创新的促进作用的发挥存在异质性,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对国企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这种异质性不仅仅存在于地区之间,还可能存在于不同竞争程度的行业之中。较之垄断行业,在竞争性行业中,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因此,对国企的改革要“因材施教”、“因地制宜”。这种改革并非是对所有国企进行“一刀切”的,而是要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革;第二、政府理清身负的两种身份的区别,即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社会事务管理者两种身份的区别。厘清两种身份的界限,实现“政资分开”,有利于国企创新效率的改善。国有企业作为企业虽然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同时国企也承担着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职责,因此国企往往也承担着较大的政策性负担,“政资分开”能够缓解这种过高的政策性负担对国企创新能力的桎梏。并且,“政资分开”改善了国企治理,从而提升了国企内部控制质量,这些都将有利于国企创新改善。“政资分开”对于国企创新的积极影响也存在异质性,在当地政府干预较强和当地政府运行效率较低的地区,“政资分开”对于国企创新的正面作用更加突出。在地方财政压力较大地区,“政资分开”对于国企的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第三、党组织参与治理是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的特色所在,其能够对国企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党组织参与治理使得党的意志内嵌到国企内部,使得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职责,践行建设创新型国际的号召,提升国企的创新。同时,党组织参与治理使得管理者更加倾向于管家身份,从企业长远发展考量,有利于企业创新。党组织参与治理有利于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抑制管理者短视性行为,避免高管出于自利性动机而规避创新。党组织参与治理是对国企治理结构的完善,改善了国企内部控制质量,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也将有利于企业创新。不仅如此,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国企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创新环境较好的地区以及非央企中,其发挥的影响更加突出;基于以上分析,国企仍然有较大的改革空间,正确处理国企与政府的关系,找准政府在国企中的定位,用已有的经验证据来丰富国企改革的相关研究。国有企业创新潜力的激发,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问题,而是需要多方面的改革加以配合。在这一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影响,从而能够更好实现国企改革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