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抑郁高危人群初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量表和生理生化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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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及意义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印发《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强调将妊娠期和分娩期抑郁筛查纳入常规产检和产后复查,对孕产期抑郁预防、干预均提出了更高要求。妊娠是女性重要生活事件之一,孕妇不仅要经历生理、心理特殊且复杂变化,还要承受家庭、经济、社会及其自身角色转变的一系列压力,极易出现妊娠期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1]。文献表明,国外孕妇妊娠期抑郁发生率为4%~20%[2],国内孕妇妊娠期抑郁发生率为3.0%~68.4%[3]。WHO数据显示,妊娠期抑郁发生率以每年高达9%增长率升高[4],且较产后抑郁更易发生[5]。妊娠期抑郁具有发生率高、危害程度重的特点,它不仅可引起孕妇免疫功能减退、内分泌失调,甚至产后出血、胚胎停育、早产等不良妊娠结局,而且导致婴幼儿生长受限与神经发育迟缓等问题[6],严重妊娠期抑郁还可能增加产后抑郁风险,出现自杀行为或杀婴等不良事件[7,8],给家庭和社会造成重大负担。当前孕妇妊娠期抑郁初筛多为主观量表测评,较少结合客观指标,生理生化指标与孕妇抑郁关系及其预测作用前人虽有部分研究但有待进一步深入。本研究开展孕妇妊娠期抑郁多中心主观量表调查,深入研究抑郁筛查工具EPDS量表与PHQ-9量表应用于孕妇妊娠期抑郁初筛的一致性,并结合孕妇产检常见客观生理生化指标,分析孕妇妊娠期抑郁特点与影响因素,为妊娠期抑郁筛查与识别提供新思路与新方法,对孕妇这一特殊重点人群的心理健康管理提供有益参考。研究目的1.通过深入研究EPDS与PHQ-9两个量表应用于孕妇妊娠期抑郁初筛的一致性,分析可信度和有效性,为妊娠期抑郁高危人群筛查提供方法学参考。2.通过问卷调查法了解孕妇妊娠期抑郁特点,分析人口学因素、产科学因素、社会心理学因素等多因素的影响,为孕妇妊娠期抑郁初筛提供主观量表证据。3.通过病例对照研究获得孕妇生理生化指标,比较不同分组孕妇生理生化因素的特征及差异,为孕妇妊娠期抑郁初筛提供参考指标与客观生理生化证据。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内容一:EPDS与PHQ-9在孕妇妊娠期抑郁初筛中的一致性研究采用方法学研究设计,应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患者健康问卷(PHQ-9)及自编一般资料问卷,便利抽取广东省5家三级甲等医院产科门诊常规产检2014例孕妇开展问卷调查,深入研究EPDS与PHQ-9应用于孕妇妊娠期抑郁初筛的一致性,分析上述两个量表的可信度及有效性,以提高妊娠期抑郁高危人群初筛准确性与有效性。研究内容二:孕妇妊娠期抑郁多中心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应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压力知觉量表(PSS-10)、易感性人格类型量表(VPSQ)、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APGAR)、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及自编一般资料问卷,便利抽取广东省5家三级甲等医院产科门诊常规产检2014例孕妇开展问卷调查,分析孕妇妊娠期抑郁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内容三:孕妇妊娠期抑郁与其生理生化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便利抽样选取广东省2家三级甲等医院443例孕妇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分组,EPDS得分≥9分为抑郁高分组孕妇(全文简称“高分组”),EPDS<9分为抑郁低分组孕妇(全文简称“低分组”),查阅两组临床电子档案获取孕妇产检常见生理生化指标,包括体重指数(BMI)、糖化血红蛋白(HbA1c)、血浆纤维蛋白原(Fg)、血红蛋白(HGB)、转氨酶比值(AST/ALT),比较两组孕妇在上述生理生化指标中特征和差异,探讨妊娠期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统计与分析采用EpiData3.0录入数据,SPSS24.0分析数据,MedCalc18.2.1绘图。量表信度分析:采用Cronbach’ α系数、分半信度评价EPDS、PHQ-9内部一致性;量表效度分析:采用KMO值、共同度评估结构效度。定量测评结果的一致性评价采用 Bland-Altman 法。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计量资料正态或近似正态分布时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服从正态分布以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量表各条目间的共同方法偏差。Spearman或Pearson法进行相关性分析,使用单因素、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孕妇妊娠期抑郁影响因素,检验水准为α=0.05。研究结果1.EPDS与PHQ-9在妊娠期抑郁孕妇中的初筛结果2014例孕妇EPDS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861,SpearBrown分半信度系数(等长)为0.815,Guttman分半系数为0.815。PHQ-9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865,SpearBrown分半信度系数(不等长)为0.788,Guttman分半系数为0.726。EPDS各因子间共同度为0.486~-0.813,主成分因子分析为3因子结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7.263%,所有条目的因子载荷矩阵系数均>0.56。PHQ-9各因子间的共同度为0.549~0.740,主成分因子分析为2因子结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2.512%,所有条目因子载荷矩阵系数均>0.57。经过Bland-Altman图分析,孕妇抑郁得分标准化值95%LoACI为(1.75,-1.75),两个量表初筛孕妇妊娠期抑郁标准化得分差值的点96.92%落在95%LoACI内,仅有3.08%(62/2014)落在95%LoACI外,P>0.99,且代表差值均数的实线几乎与代表差值均为0的虚线重叠,提示两个量表初筛结果一致性好。2.孕妇妊娠期抑郁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2014例孕妇经EPDS量表初筛其抑郁检出率为36.25%。孕妇无业(OR=1.361,95%CI=1.041~1.779)、婚姻状况不满意(OR=3.394,95%CI=1.647~6.995)、孕期睡眠质量不满意(OR=4.387,95%CI=2.293~8.393)、妊娠期间感到疲劳(OR=2.252,95%CI=1.050-4.827)、新冠疫情对孕妇情绪的负性影响大(OR=2.297,95%CI=1.175~4.491)、压力知觉得分(OR=1.126,95%CI=1.097~1.156)、易感性人格特点(OR=1.166,95%CI=1.128~1.205)、采取消极应对方式(OR=1.062,95%CI=1.031~1.094)是孕妇妊娠期抑郁危险因素。采取积极应对方式(OR=0.969,95%CI=0.946~0.992)、家庭功能良好(OR=0.877,95%CI=0.835~0.922)是孕妇妊娠期抑郁保护因素。Hosmer-Lemeshow检验值为4.005(P=0.857>0.05),提示回归模型拟合度好,即上述纳入的变量能够较好预测孕妇妊娠期抑郁的发生。3.两组孕妇生理生化指标的病例对照研究结果443例孕妇经EPDS量表初筛后高分组孕妇有155例,低分组288例。高分组孕前 BMI 为 20.61(18.74,21.96)Kg/m2,低分组为 21.21(19.14,22.66)Kg/m2,高分组显著低于低分组(Z=-2.001,P=0.045);高分组孕妇孕期BMI为 25.24(23.12,27.03)Kg/m2,低分组为 25.96(23.83,27.89)Kg/m2,高分组亦显著低于低分组(Z=-2.392,P=0.017);高分组孕妇血浆Fg为4.34(3.92,4.76)g/L,低分组为4.16(3.47,4.72)g/L,高分组显著高于低分组(Z=-2.639,P=0.008);高分组孕妇BMI增加值、HGB水平、AST/ALT及HbAlc等生理生化指标与低分组孕妇相比,差异不显著(均P>0.05)。孕妇血浆Fg水平可能为其妊娠期抑郁的危险因素(OR=3.338,95%CI=1.887~6.065)。研究结论1.EPDS和PHQ-9两个量表在信度上均具有良好内部一致性和分半信度,但EPDS量表内部一致性较PHQ-9好;在效度上均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两个量表对孕妇妊娠期抑郁初筛结果一致性较好。2.本研究中孕妇经量表初筛其妊娠期抑郁发生率为36.25%。孕妇无业、对婚姻状况不满意、孕期睡眠质量不满意、妊娠期间感到疲劳、新冠疫情对孕妇情绪的负性影响大、压力知觉得分、易感性人格特点、采取消极应对方式是孕妇妊娠期抑郁危险因素;而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和良好家庭功能是孕妇妊娠期抑郁保护因素。3.两组孕妇孕前BMI、孕期BMI及血浆Fg水平差异显著,孕妇高血浆Fg水平可能为其发生妊娠期抑郁危险因素,提示在临床妊娠期抑郁初筛中应重视BMI及血浆Fg等客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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