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然而经济结构中原本平衡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逐渐失衡,金融化的趋势凸显,这显然将会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由于经济下行,经营成本上升以及产能过剩等原因,我国实体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与之相反,我国泛金融行业,包括金融、保险及房地产行业在内,由于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一直拥有较高的资本回报率。资本逐利动机让一些非金融企业日益热衷于通过参股、并购、购买理财产品、发放委托贷款等方式从事金融投资等。经济“脱实向虚”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问题。在此背景下,许多企业的经济活动重心逐渐由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将原本用于生产经营的资本转移至泛金融领域,“脱实向虚”的金融化趋势会导致对实体投资部门的“挤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体系的复杂程度上升,系统性风险也在悄然上升,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因而,学术界和政府都高度关注这一现象带来的不利后果。随着金融实务和金融体系发展,企业金融化本质上是公司治理股东价值论变化的体现[39]。而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是由企业自身追求的价值理念决定的,从代理理论角度,由于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企业高管作为企业掌舵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扮演着主导者角色,其对企业资产配置,投资决策和企业金融化程度具有重要的影响。管理者可能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缩短投资视野,侵占股东权益。而高管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的激励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使高管长视,因而本文试图探索高管股权激励的实施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从“脱实向虚”这一现实问题出发,本文主要聚焦于微观层面上的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化。梳理国内外已有文献对于企业金融化和高管层面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金融化的定义及度量方式,以及产生金融化的两个主要动机:“投资替代”动机和“蓄水池”动机,结合委托代理理论、激励理论基础及分析,提出相关假设。在此基础上,选取2010-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共1590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根据前人研究结果构建了度量金融资产及金融化程度的指标,再建立多元回归方程,通过混合OLS模型固定行业及年份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首先检验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动机主要是来自于资本逐利的“投资替代”动机。经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金融投资收益率和企业主业盈利收益率之间的差越大,金融化程度越高;并且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金融化程度越低,说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后,由于管理者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而增加金融资产配置。其次,本文根据企业是否授予三类股权激励即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和股票增值权来度量高管是否受激励。从而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的实施,分别对利差及融资约束与金融化间的调节作用。通过构建变量交互项回归分析,本文发现高管激励抑制了出于“投资替代”动机的金融化。最后再对企业作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目前的企业金融化主要是出于“投资替代”动机;高管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激励,能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使得管理层与企业股东利益趋于一致,更注重企业长期发展,因此负向调节出于投资替代动机的企业金融化。与此同时还发现,由于非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较为单一,受政府干预较小,因此不同产权背景下,高管股权激励的影响不同,高管股权激励对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较为显著,而对国有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最后,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引导企业资本投资方向,防止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避免过度金融化;（2）优化高管激励方式,建立健全股权激励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与企业长期价值相联系的激励制度。（3）深化国企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