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速大大放缓,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难的窘境。同时我国企业又具有明显的权益融资偏好,使得权益资本成本的大小不仅关系到企业的融资效率,更对企业长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权益资本成本是投资者的预期报酬率,其大小取决于外部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估与预测。因为信息不对称,高质量的独立审计结果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然而审计质量很难从直观上进行界定,审计师声誉就成为了投资者事先判断审计质量的重要标准。一旦证监会披露了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处罚,会导致会计师事务所面临巨大的声誉危机。进一步事务所声誉的毁损很可能会使得投资者质疑其审计质量,从而“牵连”其未舞弊的客户,具体表现为投资者感知到的未舞弊客户的财务报表可信度下降,加大了投资风险,投资者可能会降低投资意愿或者要求更高的报酬率。此时未舞弊的客户公司若想获得投资就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意味着权益资本成本提高。本文基于证监会在2011-2020年期间披露的对于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处罚公告,旨在检验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处罚对未舞弊客户权益资本成本的溢出效应。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处罚通过审计师声誉毁损的信号作用机制,显著提高了未舞弊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产权性质调节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处罚和未舞弊客户的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机构投资者通过信息优势和监督治理效能可以缓解会计师事务所受罚这一声誉毁损的信号作用机制,而国有企业由于享有关系型资源和政府的“隐形担保”,也弱化了会计师事务所行政处罚的信号传递价值。因此,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处罚对于权益资本成本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和非国有的未舞弊客户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