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网路诽谤案件的出现表明,司法实际中涉及告诉才处理案件时,确有部分案件由于相关主体对提起自诉或公诉之标准判断错误而进入错误的诉讼程序,因此需要将案件从告诉才处理案件自诉程序“转出”进入公诉程序;反之,由于同样的原因,有些案件也有从公诉程序“转入”告诉才处理案件自诉程序之需要。该案也暴露出我国立法工作和理论研究对这种程序转化需要缺少关注。然而,不同诉讼程序之间转化机制的立法和研究空白只是我国当前告诉才处理案件诉讼程序所存在的问题中较为突出、典型的一方面。对刑法告诉才处理规定之“告诉”等同于自诉的狭隘理解事实上形成了对告诉才处理案件被害人刑事诉权的变相限制,也阻碍了公安司法机关对被害人适时帮助之可能,由此衍化出了诸多问题,还部分地导致了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合理性及其实际意义的质疑,此种狭隘化的理解实乃限制我国告诉才处理制度发挥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在修正以往对告诉才处理案件“告诉”之涵义狭隘理解的基础上构建告诉才处理案件自诉与公诉程序转化机制才有根本性意义。另外,我国告诉才处理案件诉讼程序中一大程序缺漏还表现在自诉人救济程序的不健全,特别是对被害人在启动自诉程序后,因客观原因不能继续参与诉讼的情况欠缺救济程序。一言蔽之,由于对刑事法所规定告诉才处理案件之“告诉”不合理理解形成的对起诉方式的限制,不同诉讼程序转化机制的阙如以及救济程序不完善是当前我国告诉才处理案件诉讼程序所表现出来的、最为根本的三大问题。因此,在阐释告诉才处理等自诉规定的理论根基和现实意义以肯定自诉制度涵盖告诉才处理案件价值的基础上,纠正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告诉才处理案件“告诉”等同于自诉的理解为被害人向公安司法机关告发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以此为前提,面对告诉才处理案件实际处理中由于当事人或公安司法机关对于案件事实或性质认定不当造成的诉讼程序进入错误,尝试搭建自诉和公诉两种程序之间程序转化通道,实现两种程序于法有据、合理高效的转化。此乃本文对第一、第二个问题的回应。最后,明确我国刑法就告诉才处理犯罪“代为告诉”程序规定在性质上等同于案件被害人选择向公安司法机关告诉以启动可基于被害人意愿撤诉的公诉程序;针对告诉才处理案件被害人在进入自诉程序后,判决宣告前因客观原因不能继续参与诉讼之可能,增设自诉担当程序以应对之。此乃对我国告诉才处理案件中自诉人救济制度的完善。概言之,在肯定自诉制度涵盖告诉才处理案件并重新解释告诉才处理案件之“告诉”的基础上,搭建针对告诉才处理案件自诉与公诉之间的转化程序,并以自诉人救济程序为核心完善自诉人的权利保障,最终实现告诉才处理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预期价值和制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