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无锡乃至江南1一带的崇尚奢侈风气,优越的区域位置所发展而来的经济条件,以及劳动人民因此创造出来的丰富的民俗活动与相关音乐,三者之间并非是绝对顺序的因果关系,而是互相依存的时空层面与空间层面上的等同互换,即无锡民俗音乐的繁荣绝非偶然而成,而是合乎区域音乐在历史发展上的共同规律性。尤其自十八世纪以来,无锡社会用乐环境整体体现出:用乐规模较大,用乐频率高,从事演乐人数多以及民间音乐文化繁荣的特点。我国修志传统源远流长,延绵不断。无锡修志年代早,数量丰富,历代纂修的地方志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在全国方志中占有一席之地。近代无锡地方志因其书写人群为地方官员、士绅集体,因此具有天然的阶级性和与此带来的狭隘性,体现在音乐活动记录中尤为突出,以修志人评述演乐活动为主,间或表现对其漠视、贬损的态度;其次,近代无锡多次修志,以续志等增补形式为多,在记录内容上并无太多改变,多以续补旧志内容,音乐记录较为贫乏;再次,无锡地方志的官方属性决定了在民俗音乐史料记载的“割裂”感,一方面体现在乐仪式及内容的阶级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审美理想上的不同,即无锡近代流行的宣卷、滩簧等民俗音乐作为不利教化的艺术形式应当被禁演的态度。因此,无锡地方志所载民俗音乐活动和形式的界限已被打破,不仅超出了以往音乐史学研究,更应视为具有综合性的音乐文化事象,并放在历史背景下进行探究。具体在本项研究中体现出两层含义:其一,无锡民俗音乐因其历史发展,属性组成复杂,造成区域内同一种音乐可以在不同场合演奏,以此具有不同的用乐意义;其二,无锡民俗音乐来源较为复杂,由从信仰活动发展而来的后转为娱乐活动,存在于多种场合演乐,也存在单一场合演乐。因此,对近代无锡地方音乐,如锡剧、宣卷、民歌等作为区域音乐进行研究外,也必须考虑到整体环境下音乐文化的发展,即区域音乐的个性与共性。具体又体现在近代江南长时期以来形成的丰富民俗活动、多好鬼神信仰的社会风气以及崇尚奢靡场面的人生态度对无锡民俗音乐的多重影响。十九世纪下半叶无锡历经太平天国占领三年,清兵收复后又“大索三日”,城内建筑数量（尤其是宗教庙宇,因此部分仪式音乐失去演乐空间）、文化、人口数量（包括原先从事演乐活动游民、僧道人士等）方面备受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无锡演乐随之出现用乐仪式缩减、用乐规模缩小、演乐人数减少的趋势。同时,受到西学以及太平天国影响,基督教音乐、西方音乐进入无锡民间,民俗音乐在潜移默化之中悄无声息的出现改变。总体来看,无锡在近代（1840-1949）期间,原有奢靡风气影响下的风俗习惯开始出现崇俭的转变,其背后影响因素具体可归结于战乱、灾荒、近代工业化影响、西方文化等多重因素导致。这种转变具有长期、多层次、潜移默化的特性,具体体现在用乐风气中演乐规模与频次的缩减,仪式音乐在用乐场景上整体递减的局面（太平天国教义影响下学宫、寺院道观因战乱被焚毁）。近代无锡民俗音乐在用乐种类及功用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即战时宣传用乐、锡剧滩簧等地方戏曲、基督教音乐等西方文化互相夹杂、相互影响的局面。音乐的改变,实际上指向的是人们对音乐审美以及功能的观念转变,民俗音乐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普遍的审美意识,而这种意识具体又体现在用乐中。所以,无锡民俗音乐的转变,也就是在历史背景下人们对音乐内容的潜意识中的删选,而这种反应基于长时间的实用主义的影响。本文写作力图区别以往江南民俗音乐研究,即多以江南区域乐种、音乐文化视角,如江南丝竹、十番锣鼓等进行的音乐分析或音乐学分析。目前学界对近代无锡县志民俗演乐活动的收集与整理尚有空白,无锡民俗音乐学术研究的理论方面也较为欠缺2。本研究以近代无锡民俗音乐活动在地方志中记载作为研究本体,探寻无锡民俗音乐整体趋势变化,以及在各历史节点中产生变化。力图通过对近代史上无锡地方志中对民俗活动记载考证,地方音乐活动进行整理、分析,以历史史实为主要研究对象,探寻无锡乃至江南民俗文化背景下的用乐情况,关注民俗音乐呈现的“历史记忆”与文献“史实”之对照,以从“现实”把握和重新认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