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必须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加快经济的绿色转型。同年,习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离不开绿色金融,尤其是绿色信贷的强有力支持。所谓“绿色信贷”,指的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发放贷款时,通过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及项目实施贷款限额或高利息来引导资金流向,促使重污染企业改变生产方式,加快企业创新转型,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在绿色信贷政策的影响下,一方面,银行业金融机构会限制重污染企业的贷款,从而加重重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同时也会让公众都知道,国家将大力支持和发展绿色环保企业,这就给那些有资格申请绿色信贷的企业打上了“政府扶持”的烙印,引导资金流向绿色环保企业,从而加重重污染企业从外部获得融资的难度。另一方面,企业为了改善自身环境社会风险,获得绿色信贷,就会增加研发投入以实现企业创新转型,即使企业不考虑自身环境社会风险,也需要加强技术革新,提高生产力,以弥补绿色信贷规制对企业的经济利润造成的不利影响。面对这种情况,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是否会产生影响?如果会,那么其中的机制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目前尚不明确,值得我们去探讨。因此,本文以外部性理论、信号理论、融资约束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来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颁布作为外生冲击来构造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绿色信贷政策对我国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分别从区域金融发达程度、企业产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这三方面探讨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差异性。其次,从融资约束和绿色创新转型这两个角度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机制作用。最后,从我国的现实出发,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主回归分析,本文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颁布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2）基于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增加重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转型来抑制其金融化;（3）基于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金融欠发达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从实证结果可以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并没有加剧企业的脱实向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金融化程度。本文从微观视角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果的研究,为学术界更为全面的了解当前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促进绿色信贷政策的发展。政府部门应积极推动绿色信贷政策的发展,建立健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引导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提高环保意识。第二,根据企业特征制定差异化政策。政府部门要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实施差异化的绿色信贷政策,监督并规范企业绿色信贷的流程和资金去向。第三,企业要加强环境信息披露,改变企业真实信息与银行收集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使得银行可以依据真实、完整、准确的环境信息对企业进行精准绿色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