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以其速度快、安全舒适等显著特点,正引领全球交通运输的一场革命。近年,高铁连同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被“一带一路”沿线二十国青年选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的建设和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尤其是高铁开通后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的明显改善以及沿线城市生产要素的流动,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化。本文在对相关文献和已有理论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对象——成渝经济区的区域空间结构现状进行了调研和归纳,根据已有理论体系框架和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并根据理论模型展开实证分析。本文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1.高铁建设情况以及高铁通车前后成渝经济区区域空间结构情况;2.比较静态下高铁对沿线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的影响;3.动态下高铁沿线和非沿线城市的劳动力的集聚情况变化;4.高铁沿线的技术空间溢出;5.将高铁纳入双核空间结构模型后区域经济联系的变化,及其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结构安排上,本文第1章为绪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了写作思路和研究方法,并对该选题现有理论研究基础进行了文献述评,同时也对文章研究内容、研究难点、不足之处以及预期可能实现的创新点进行了简单介绍;第2章为相关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此部分对本选题所涉及到的相关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和定义,并对本文理论分析所需要用到的区域经济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第3章为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内容包括对运输方式的历史梳理,高铁通过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对城市间联系的影响,高铁开通带来沿线城市可达性的显著变化,深刻分析了高铁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途径分析,从而归纳总结了高铁影响区域空间结构的内在机理;第4章分析了成渝经济区的历史,并对成渝经济区高铁开通前后的区域空间结构做了对比分析;第5、6、7章为实证部分,分别就高铁开通后成渝经济区的劳动力、产业结构和知识技术的流动做了详细分析,并讨论了这些要素流动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第8章讨论了区域内两个核心城市——成都和重庆之间的区域经济联系问题,并就高铁开通后这两个核心城市究竟是合作还是竞争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探讨;第9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对比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等方法来进行研究,运用了有无对比、经济数学建模、投入产出分析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最小二乘回归、空间计量回归等规范和实证分析方法,详细论述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高铁带来的区域经济集聚和扩散是如何影响区域空间结构的,各要素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高铁开通后,成渝经济区区域经济的集聚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种提高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特别是建筑业以及与衣食住行相关的服务业。这种集聚也带来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区域经济发展也不再是同质的,而是出现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劳动力流动方面,除成都和重庆两个核心城市具有劳动力流入效应外,其余城市多为流出效应,尤其是高铁经过的城市资阳,表现尤为明显;投入产出分析则表明,高铁开通实际促进了双核城市的资本扩散,特别是成都的资本扩散更为明显;而在知识要素方面,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高铁沿线城市的人才出现了向成都和重庆两个双核城市的流动,与此同时,知识技术和人才对沿线城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二是高铁给成渝经济区带来的区域空间结构变化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长期发展,即高铁是更多地加剧了区域内核心城市的竞争抑或是增进了区域经济合作:高铁开通后成渝两市主要行业的发展方向有了很大的调整,两市不同区域功能的定位正在逐渐实现,随着高速铁路通车带来的区域经济联系增强,成渝经济区的“双核”已经摒弃了过去同行业同质竞争的区域结构发展模式,逐步向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模式转变。高铁开通后,成渝经济区内的经济空间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是随着可达性的提高和可达时间的减少,区域内各城市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这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二是区域经济趋于更加集聚,无论从资本、劳动和知识技术角度的来看,成都和重庆两个核心城市的经济体量都在加速膨胀,而高铁沿线的各城市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下滑趋势,三是在两个核心城市之间出现了区域行业分工的趋势,成都更趋于高端制造业,而重庆则更偏向于建筑业及其相关产业。从总体来看,成渝经济区的区域结构演化并没有脱离现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框架,处于先集聚后扩散的一般演化规律中的集聚阶段,高铁的出现起到了加速演化速率的作用,还促进了区域分工的细化和区域经济联系的加深。结合本文得到的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从新的高度细化成渝经济区发展规划。2.积极出台落实配套政策,保证集聚到成都和重庆两个核心城市的经济要素被合理高效地使用,充分发挥高铁带来的区域集聚效应。3.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继续加快成渝经济区高铁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