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1888-1985)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外交家。顾维钧亲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见证了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直接对日交涉,支持锦州中立,参与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侵华罪行。七七事变后,顾维钧再次在国联要求制裁日方并参加九国公约会议,在布鲁塞尔会议上积极为国辩护,联美制日。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展的一系列对日外交活动,取得了重要成果,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做出重要的贡献。本文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的对日外交活动为主线,归纳顾维钧的对日外交成果,客观评价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演变进程。因此本文选取1931到1937年间顾维钧对日外交的一些典型事例加以分析。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介绍九一八事变前顾维钧的对日外交活动。首先简单介绍顾维钧的生平,顾维钧对日态度与他自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经对日开展外交活动了,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顾维钧想到运用国际法解决。1919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崭露头角。对于不平等条约,顾维钧有着深刻认识,对日修约,希望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九一八事变前顾维钧的对日对日外交活动对日后顾维钧在1931年到1937年间的外交活动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主要阐述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的对日外交活动。首先阐述一下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两国,顾维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对日外交。其次对顾维钧的对日外交活动以时间为线索进行分析。分为两个时期进行考察,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和1937年七七事变后顾维钧的对日外交。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支持锦州中立计划,提出对日直接交涉。出任李顿调查团顾问,塘沽协定时争取对外合作。七七事变后顾维钧为国运奔走呼号,在国际联盟中为国伸张正义,在布鲁塞尔会议上为国辩护。第三章对顾维钧对日外交活动进行评价。对顾维钧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外交活动取得的外交成果进行分析。既要肯定顾维钧的对日外交,又要明确顾维钧的对日外交局限,归纳经验,汲取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