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律师职业”一词的广泛使用已经造成了一种误解,即我国律师群体业已形成了一种“职业”,而实际上这一用法忽略了“职业”一词所隐含的限定条件及社会意义,即一种职业性。起源于西方社会的“职业”一词以职业成员所掌握的专业学识、享有一定特权并承担社会责任的特征而与普通“行业”有所区别。律师职业性尤指公共性、专业性和自治性。依据此一评价标准,无论是我国的律师群体自身,还是律师与其他外部法律职业的关系都已然出现了偏离职业性的表现。在当代,西方批判法学、后现代主义法学以及法经济学对职业性这一评价标准所提出的质疑和批判,使得全球范围内似乎出现了“法律职业危机”,动摇了律师职业存在的形式基础,也使得我国的律师“职业”改革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而事实并非如此悲观,通过考察西方传统社会下的律师职业发展逻辑,以及我国对律师群体“职业性”制度的探索,不难发现:律师的职业性仍然是评价律师“职业”的不二选择。因此,我国应当继续坚持律师职业化改革,并反思我国律师群体出现职业性偏离的成因。无论是内部异化的律师舆论造势、律师逆向化流动等现象,还是与外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同化关系,都可以归因于社会层面整体主义文化对职业性的排斥、国家层面法律工具主义对职业性的扭曲以及市场层面泛商业化模式对职业性的冲击。由此,若要提升我国律师的职业性,使得律师“职业”名副其实,也需要从社会文化、国家定位以及市场竞争三方面提出解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