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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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责任保险自2002年引入中国至今,始终未能取得较大的发展。而在域外,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意图寻求风险之分散和损失之共担时,首先会纳入考量范围的即是董事责任保险。境内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2019新《证券法》颁布的背景下,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监管风险。审视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域外部分国家的发展历程可知,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之所以能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较快的发展,与该国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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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责任保险自2002年引入中国至今,始终未能取得较大的发展。而在域外,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意图寻求风险之分散和损失之共担时,首先会纳入考量范围的即是董事责任保险。境内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2019新《证券法》颁布的背景下,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监管风险。审视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域外部分国家的发展历程可知,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之所以能够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较快的发展,与该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尤其是董事在公司法和证券法体系下所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密不可分。也即,正是在对上市公司董事规定了明确的义务内容,划定了严格的责任范围,并构建了完整的追责体系的背景下,才会有董事责任保险发挥作用的空间。而后,本文尝试梳理了在我国新《证券法》体系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当其参与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行为之后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这些法律责任出发,笔者进一步探讨了从责任制度到董事责任保险的演进脉络,基于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现状,笔者尝试对其后续发展提出些许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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