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此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在我国确立,并且该制度在实践中已取得较好的实践效果。早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的55条和《环境保护法》中便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而这与新设立的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存在冲突,诸如适用范围高度重合、诉讼程序难以衔接等难题。本着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此类难题,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其中的第16、17、18条虽明确规定了这两种诉讼制度在实践中如何衔接适用,但仍然存在现实困境与诉权冲突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本文第一部分从两种诉讼制度的内涵分析出发,可以得知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是有资格的环保组织,但是损害赔偿诉讼的权利人是由国家授权的行政机关,两种诉讼在此处便有不同。接着从两种诉讼制度的性质分歧阐述,有学者表示从该诉讼提起的本质看,该诉是一种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创设的制度,应当是公益诉讼的一种,但本文的论述得出其并非是一种特殊的公益诉讼而是行政机关基于保护全体公民的利益而提起的“高尚的诉讼”。第二部分在明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不属于公益诉讼之后,那么两种诉讼制度由于存在实践冲突便使得两诉需要构建一种衔接机制来发挥两诉合力。因此本章从两种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角度切入,得出两诉虽有理论基础上的差别,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结论,究其本源均是为了保护环境及公众的利益而建立的制度,那么便出现了多个主体享有同一个请求权的情形,与单纯的一个主体享有多重请求权情形类似,因此应当选择择一行使的模式来处理实践冲突等问题。再从两诉机制衔接所能体现的法治价值层面进一步对两种诉讼制度机制衔接的正当性予以阐明。第三部分在前一部分阐述了两诉机制衔接的正当性之后,分析目前实践中还存在一些衔接困局。诸如两种诉讼制度的顶层设计不够清晰、主体顺位设置需填补、重复起诉等系列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关于二者如何衔接的问题应当体现在后出台的《改革方案》中,但《改革方案》并未提及。其后虽出台了《若干规定》,但《若干规定》中关于两诉衔接不够清晰明确,只仅仅规定起诉阶段不予设置顺位,审判阶段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处于第一顺位的。显然这无法很好地解决两诉间的矛盾问题,使得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积极性大受打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能发挥原本的功能。第四部分在前三章阐述两种诉讼制度间存在的制度掣肘与实践困境之后,其构建衔接机制有了一定的法理支撑。本文最后一部分着力于前述的冲突问题,从两诉功能定位角度看,由政府机关提起索赔诉讼占据优先顺位,而后公益诉讼作为补充救济保持其本身的谦抑性特点,处于补充性救济的地位更为恰当。除此之外,关于两诉的协商性制度也进行了衔接,本文认为应当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调解、和解制度运用到生态损害索赔诉讼中,提高诉讼效率。以协商性制度的衔接为接下来的索赔路径打下基础。最后提出应当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补充,检察机关在前诉主体均未提起或提起不足的情况下予以救济的索赔路径安排,为构建生态环境损害索赔机制出力,更加高效有序的保护生态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