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是我国在转型期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年均9.8%,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经济社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中,备受关注的就是收入不平等和环境污染。当前,我国收入不平等较为严重,已经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并且,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过程中污染物的排放降低了环境质量,而如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降低环境污染,走一条有别于“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同样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从收入分配和环境的视角就如何促进经济内生的增长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检验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的适用性,从而在整体上明确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及阶段性特征。进一步,收入不平等,通过影响社会权力的分配、财政和税收政策、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个体环境偏好等渠道来影响经济发展模式,从而与环境质量相联系。因此,本文构建了收入不平等与环境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联立方程组技术和中国1996-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探讨了收入不平等与环境质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不仅如此,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的激励结构及其背后独特的制度安排是我们认识中国收入不平等、环境质量变化的关键因素。经济分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激励因素,形成地方政府政治上的晋升依赖于经济上的绩效,诱致政府经济赶超行为的产生,进而对地区经济发展路径选择及其相关的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政府经济赶超行为影响环境质量的理论假说,并构建了环境质量决定方程和经济增长决定方程,以及采用多污染指标进行实证分析,以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本文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发展变迁的基础上,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对在中国的存在性进行了检验。通过采用GLS方法对1997-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估计,能有效地解决面板数据估计中的异方差性、序列相关性和截面相关性问题,体现出较高的估计效率。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关系。然而,由于污染物指标的不同,倒U曲线的拐点值并不一致。进一步,考虑了产业结构、能源效率、贸易开放程度、技术进步、环境治理投资和城市化等因素后,倒U曲线的拐点值一般会有所上升,说明这些因素通过影响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而导致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2)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这是对相关实证研究的创新。通过构建包含收入不平等与环境质量的联立方程组模型,使之更好地刻画出二者间的内生性影响,并控制了有显著经济含义的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有效地估计,体现出了更高的估计效率。在样本选择方面,本文采用中国1996-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极大地丰富了样本的信息量,提高了估计精度。研究发现,反映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与工业污染物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具有抑制作用。然而,这是由于经济转型期过程中不当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导致的作用机理偏差。事实上,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有利于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也有利于技术的进步,并提高人们对环境质量的内在需求,进而使收入分配公平和环境质量提升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另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环境污染物的排放正相关,应通过科学规划、制度建设来减少城市化对环境所造成的负面效应。(3)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行为一方面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到环境保护相关政策的出台及其相关投资的落实,政府行为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在中国政治上集权而经济上分权的财政分权模式下,研究政府行为特征对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环境质量提高具有显著意义。因此,本文就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的经济赶超行为及其基本动力,以及地方政府经济赶超行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两个方面,构建了政府行为与环境质量的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了研究假说:为了获得更多的辖区内经济利益和更好的政治政绩,迫使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这两个方面的激励构成了地方政府赶超行为的基本动力。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包含环境因素的产出方程和包含政府行为的环境质量决定方程,并运用联立方程组技术和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估计。在环境质量指标的测度中,采用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等8个污染物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并分别进行估计,从而保证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经济赶超行为对环境质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同时,环境质量的恶化也显著的阻碍了地区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