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翻译理论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并把取得文本之间的语义对等作为翻译追求的终极目的。与传统的翻译理论相比，后殖民翻译理论把翻译活动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之下。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政治、权力差别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大大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由著名后殖民学者霍米·巴巴提出的杂合理论已引起译界一些学者的重视，因为它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杂合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之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杂合并不是在殖民活动中或后殖民过程中才出现的，事实上，只要有文化的交流，就一定有杂合的存在。杂合是文化的重要特征，杂合性既体现在语言上，也体现在文学创作和移民文化等方面，是翻译的必然结果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体现在翻译文本中的语言文化价值观的杂合，关注这种杂合背后权利话语的历史运作及其对特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在当前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跨文化交际变得日趋频繁，杂合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杂合性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翻译本身就是一项杂合的活动。在文化交流中，各文化之间的流动量从来就不是平衡的，有时还相当悬殊。各文化间力量的不平衡影响到文学翻译的各个方面，这些不平衡表现在：出版商的支配权与译者地位的对比、翻译输入与输出的比例失衡、在题材选择上一味地迎合读者，以及为了翻译而写作等。文化失衡会加剧文化的杂合，对弱势文化造成(包括价值观的)冲击，同时文化杂合这个第三空间又有助于改变文化失衡的现状。翻译可以在这个第三空间中通过杂合改写现状。 杂合的过程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仅弱势(或殖民地)文化中有杂合，强势(或宗主国)文化中也存在杂合。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相比较，杂合为弱势文化逃脱强势文化的压迫提供了一条更好的出路。在后殖民语境下，不管是客观形势造成的杂合，还是经过主动选择的杂合，杂合过程对瓦解宗主国与殖民地，或西方强势文化与第三世界弱势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殖民地可以通过杂合颠覆殖民文化的霸权地位，同样弱势文化也可以通过杂合改写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使西方文化“地方化”。 面对文化杂合与文化失衡，译界应该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充分利用杂合的积极面，共同探讨可行性措施。拒绝杂合的狭隘翻译观是不合乎文化发展规律的。在加强中国文学作品对外翻译的同时，我们应该多译介其他弱势文化的文学作品。在翻译策略上，面向强势文化读者的异化翻译具有积极作用。在保证译文对于外国读者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译者尽可能多用异化译法，使译文多传达一些汉语的语言文化特色。在翻译外国作品时，译者主要还是采用异化的译法，从而不断丰富我们的语言和文化，但一定要把握好这一策略使用的度，尤其不能照搬原文。因为只有适度的杂合，外来文化才可能最终为我们的汉语文化吸收、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