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在缔约过程中最关键、最富争议的条款就是权利转让条款,其争议主要发生在美国与欧盟两方之间。为了解决这两方的争议,《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为各缔约方提供了几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一是表演者权推定由制作者原始取得（即推定所有模式）;二是表演者权推定由制作者行使（即推定授权模式）;三是表演者权推定转让给制作者,制作者为权利受让者（即推定转让模式）。成员国可以自行抉择是否在国内法中作出上述规定,也可以自行抉择是否在国内法中允许双方签订相反合同来推翻上述转让。《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利用高度灵活的可选方案使各方达成共识,最终成就了条约的缔结,但也牺牲了规则的确定性,使一些缔约国陷入了国内立法模式的争端中。我国作为缔约国之一,应综合考量国内法律框架和产业现状,在此基础上选择最符合我国国情的转让模式。全文共分三个章节,明确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我国《著作权法》应对视听录制品重新进行分类和规制;第二,在重新分类的基础上,我国应重新设计视听表演者权转让模式;第三,我国应严格限制视听表演者权的转让权项。本文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视听表演者权转让制度的沿革和现状。文章首先研究了《视听表演北京条约》中权利转让条款的制定背景和对最终条文的释义,以厘清视听表演者权转让制度在国际法律框架下的现状。之后通过多则案例引出我国早期司法实践中的处理规则,指出上述规则的不足之处。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历程中曾多次尝试将国际条约中的方案纳入文本,但却引发了许多争议问题。文章逐一阐述了第三次修改中的争议问题,尤其是一些未结的争议焦点,以阐明立法过程中的问题所在。第二章针对目前我国视听表演者权转让制度中存在的主要争议点,仔细梳理了比较法领域各典型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方式,以及形成上述立法和实践的原因,并从视听录制品的分类、转让模式的功能定位、转让权项的范围这三个角度,分析了各国立法和实践给我国带来的借鉴价值。第三章对标《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的权利转让条款,结合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成果和我国视听产业的发展现状,就我国视听表演者权转让制度的规则设计提出相应的立法完善建议。我国可以保留录像制品中视听表演者权的转让模式,但对于电影、电视剧作品和其他视听作品中的视听表演者权还是采取推定转让或推定所有模式为宜,这一推定仍是可推翻的,特殊情形下表演者可以通过签订相反合同阻止权利的转让。我国应限制转让权项的范围,确立精神权利和获酬权的不可转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