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问题不仅是宏观经济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现实问题。自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问世以来，资本要素投入已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之而来关于银行信贷规模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则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改革开放40年，我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信贷规模也呈现井喷态势，信贷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更为凸显，但是自2013年开始，我国GDP增速与信贷增长呈现反向发展趋势，为何我国信贷高位运行而伴随着的是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行?信贷规模的增加能否继续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基于政策体制、要素禀赋、区位条件的不同，各区域间金融水平和银行信贷规模水平差异较大，那么地区间信贷规模的发展如何?与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均引起了关注。
　　为了研究银行信贷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分别从银行信贷规模的总量和结构出发，对全国省际和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进行分析，选用了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并基于我国2006年一2017年历年国民生产总值、银行信贷规模、国内资本、人力资本、市场化水平和创新水平等因素形成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通过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银行信贷规模的总量呈持续上升趋势，通过对2006年-2017年我国银行信贷规模总量的定量分析，2017年银行信贷规模总量较2006年翻了4倍。虽然我国信贷经历了从“直接调控”到“间接调控”的转变，但信贷规模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监管极为重视的一项关键指标。基于银行信贷的期限结构、行业分布和地区分布三个方面对我国银行信贷规模进行了重点考察，结果显示，第一，从银行信贷的期限结构来看，呈现中长期贷款占比逐年增加，短期贷款占比减少的趋势;第二，从行业分布来看，银行贷款投向行业紧密与我国信贷政策相结合，主要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消费、助学贷款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严控对高排放、产能过剩企业贷款;第三，从地区分布来看，信贷规模区域间呈现不平衡性，东部地区信贷规模占比逐年下降，但总信贷规模却占了50％以上，信贷资源倾向于经济较好的东部地区。
　　第二，银行信贷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受到各方面的影响，从全国省际回归模型看出，银行信贷对GDP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是增长的幅度过缓，这也应证了朱太辉，魏加宁，刘南希和赵伟欣(2018)的观点，这一方面金融市场不充分竞争，银行的盈利来源主要依赖于市场规模，伴随着经济活动过热，企业滋生对信贷的旺盛需求，银行为扩市场规模且在信贷政策制度的行政干预下，银行信贷会流向政府项目，而市场经济下的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负债经营，这些资金错配会导致企业负债类上升和产出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在出口增速放缓后，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投资成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信贷金融资金更多配置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和房地产，推动资产价格，而非投资于实体经济，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第三，银行信贷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通过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的面板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实证结果显示银行信贷对地区经济起着促进作用，但是每个区展现的影响效果是不一样的，影响性从东北部地区一东部地区一中部地区一西部地区依次递减;在东部地区，信贷的增长能大幅促进经济的增长，说明东部地区信贷资金配置效率高，法制信用环境相对完善，投融资渠道更为灵活。中部地区位于内陆腹地，不仅承东启西、连南通北，更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基地，积聚政策优势、区位优势和人才优势等三大优势，信贷资金得到充分利用，故中部地区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较为明显。西部地区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弱，说明该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投资环境和法制环境不尽完善，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使得信贷使用效率低下，不能更好地发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第四，中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中长期贷款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影响程度更高。这主要是两者贷款在用途以及投向上存在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影响，短期贷款主要是应用于流动资金借款、临时借款，资金使用灵活，回款快，而且这部分贷款构成总需求，短期内直接进入市场，乘数效应立即显现，但短期内是促进消费，但从长期看对经济增长不会有显著的影响，反而容易引起通货膨胀;中长期贷款主要用于新建、改造或购置等基建投资项目，虽然也形成总需求一部分，但数量少且过于集中，短期内中长期贷款对经济增长效应不显著，这时中长期投资的供给效应渐起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起正向作用，再则中长期贷款是分批进入市场，贷款的货币乘数作用与供给效应结合，致中长期贷款时滞较长，因此从长期来看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