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前置程序规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3]2号）中正式确立。具体是指,原告当事人在提起虚假陈述民事诉讼时,以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调查并作出生效处罚决定的查处结果、以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为依据的,人民法院方予依法受理。2022年1月21日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22]2号）正式取消前置程序。该程序在近20年的运行过程中,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以“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前置程序取消的法律应对”为题,研究这一前置程序对投资者保护以及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利弊,分析取消该前置程序的理由、可能产生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取消前置程序后的法律完善措施。本文除引言和结语之外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关于前置程序的政策以及司法解释规定,分析了不同时期立法者对前置程序态度转变的背景原因,并通过实证分析总结了前置程序取消前的运行情况,从运行情况中可以看出其利弊所在,由此引出论文的第二个部分。第二部分论述了取消前置程序的理由分析。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前置程序能帮助法院进行事实认定,提高判决结果的正确性,并防止滥诉;对于原告投资者而言,前置程序有利于减轻其举证难度,提高胜诉的概率。然而,前置程序违反绝对法律保留原则,对公民基本诉权构成不当限制;并造成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设立前置程序时存在历史原因: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刚出现时,法院缺乏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无法处理由此引发的纠纷;投资者也难以收集证据。但是,随着专业化司法审判的构建,法院金融审判能力提升;且基于诉讼风险和诉讼制度考虑,原告不会贸然起诉;加之代表人诉讼的推行,代理律师向专业化转型。在新背景下,保留前置程序的弊将大于利,取消是大势所趋。第三部分对取消前置程序可能引发的问题展开分析。首先,这将加重原告投资者举证难度。取消前置程序后,原告投资者需要自己收集证据,对虚假陈述行为、因果关系、损失等承担举证责任。其次,“重大性”问题将成为案件的核心争议难点。“重大性”是指,如果上市公司虚假披露或者遗漏披露具有“重大性”的信息,进而误导投资者进行决策并造成投资者损害的,依照其过错大小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前置程序存在的背景下,行政处罚决定书或者刑事判决文书广泛地被法院认为具有“重大性”,但如果取消前置程序,由于新司法解释在确立“重大性”认定标准时存在缺陷,加之实践中法院的认定也较混乱,法院在认定时难度将加大。最后,取消前置程序后民事与行政程序间存在协调问题。因为一旦取消,原告则不必等待行政执法和刑事程序结束,可径行提起民事诉讼,很可能会出现民事与行政程序并行的情况,让法院无所适从。第四部分针对取消前置程序后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首先,要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探索弥补原告举证能力不足的途径;其次,在认定“重大性”应当以价格敏感标准为主,辅以投资者决策标准;再次,应当协调好民事程序与行政程序的衔接;最后则要完善民事赔偿诉讼程序,包括完善诉前调解制度,适当扩大非监管机构揭露主体的范围,完善支持诉讼、代表人诉讼和示范判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