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界限的逐渐弱化,资源流动不再限于本国境内,而是慢慢地从周边向整个世界扩大,各国合作机会增多,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不仅本国经济会受到国内经济等相关政策变动的影响,别国经济也会受到其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各国经济受到了沉重打击,市场原本稳定的局面遭到了破坏。而近年来一些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开始对进出口贸易增加限制,影响了我国贸易端正常的运行,迫使中国与他国就此问题进行多番谈判,甚至出现争端。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按下了暂停键,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减少争端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我国货币政策调整频率加大,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逐渐增大。自从提出对外开放经济的思想,我国市场、制度、文化氛围、教育理念与质量都实现了质的飞跃,经济实力得到了快速提升,我国的货币政策也开始对周边交流较多的国家产生影响并逐步扩大至更多国家。而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逐步实现,我国与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形成共同认可的目标,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领域,合作在增多且更深入。由于“一带一路”国家股票市场对外部冲击敏感度较高,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对其产生溢出效应。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带一路”国家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在理论和现实方面具有一定意义,可以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国际传导的理论,也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共赢。本文除导论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从理论层面分析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溢出的渠道机制,并提出了假设。第二章主要是从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变化特征及“一带一路”国家股市与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共同波动的统计趋势这三个方面进行了现状分析。第三章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处于“一带一路”范围的32个国家,利用2007-2019年的月度数据,实证探究了在不同分位水平下,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沿线国家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第四章对不同特征沿线国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将32个沿线国家按照工业化水平、自然资源禀赋水平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分类,分别探讨不同类别国家股票市场受到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差别。第五章为结论及建议,主要是从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制定方面提出了两条建议。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股票市场存在正的溢出效应。不确定性越强,沿线国家股票市场波动越剧烈。第二,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沿线国家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在25%分位点即沿线国家股市处于平静时期,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沿线国家股市波动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在75%分位点即沿线国家股市处于动荡时期,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会加剧沿线国家股市波动。第三,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具有不同特征的沿线国家股市溢出效应存在差异性,工业化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越容易受到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第一,本文在构建不同分位点的基础上运用分位数模型,考察了不同市场环境下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沿线国家股市波动的影响,能够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外溢的非对称影响。第二,研究主体为“一带一路”国家,切入点为股票市场,探究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其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政策不确定性外溢效应研究。现有文献多研究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微观个体的影响,或是发达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他国经济的影响。考虑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密切联系国家产生影响~1。当然,本文也存在不足。第一,受限于数据采集能力,本文没有将全部沿线国家都纳入分析,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局限性,在进一步研究中还需要不断完善。第二,本文仅考虑了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一带一路”国家股市的溢出效应,没有考虑“一带一路”国家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反向溢出效应,得出的研究结果可能会有偏差。第三,局限于本人的能力,本文推导出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可能存在不准确性和不完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