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公司规模的扩大,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逐渐互相分离。“董事会中心主义”已经成为各国公司治理模式选择的主流与趋势,但是,保证股东会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保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仍然是公司法制度的“主旋律”,绝对不能放弃对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股东会解任董事制度是股东会制约董事会权力的重要手段,在世界各国（地区）都受到重视。我国在世界银行出具的《全球营商环境评估报告2019》中关于无因解任董事的问题上失分严重,推动我国无因解任制度加快确立的进程即《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3条的迅速出台。由于匆忙出台的缘故,第3条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无因解任董事制度,审判实践中还是出现很多对有关问题裁判不一的难题。本文主要研究的就是我国无因解任董事制度相关规则完善的问题,包括《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3条的效力是否是强制性规范、公司章程能否排除适用?董事解任程序应适用普通决议形式还是特别决议形式、是否应当在股东会上赋予被免董事抗辩的机会?如何审查认定解任理由是否正当?对被免董事的补偿数额以什么范围及何种标准计算?本文包括导论和四章正文及结论共六个部分。导论主要介绍研究缘起,包括选题的背景和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及创新点。正文第一部分论述股东会无因解任董事的理论基础,即股东会为什么可以在董事任期届满前随时解任董事,主要包括董事与公司关系定性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委任关系以及对董事会权力限缩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二部分讲述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会解任董事职务的相关规范经历了从有因到无因的转变过程,复杂的变迁过程为目前无因解任董事制度的适用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埋下了隐患。第三部分通过相关司法案例和商事实践的研究,分析了我国无因解任制度的实践困境及形成原因,主要包括何谓“有因”、何谓“无因”不明确,《公司法司法解释（五）》第3条的效力是否是强制性规范、公司章程能否排除适用不明确,解任董事的普通决议形式与累积投票制冲突,董事没有抗辩的权利,补偿范围和补偿标准自由裁量权过大。第四部分提出了完善无因解任董事制度的建议,具体包括明确第3条是强制性规范、章程不可排除适用;程序性规则上,股东会应按普通决议形式进行决议,应补充规定通过累积投票制选举出来的少数派董事应由中小股东决定解任,要赋予被解任董事在股东会上抗议解任的权利;法院要对正当事由进行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实质审查;补偿范围包括剩余任期内的报酬和利润分配的奖金,计算方式按实际平均月薪×剩余任期×（20%至30%）的计算标准确定具体补偿数额,有约定的按照约定补偿。